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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犯罪性质上看，贪利性突出，贪利犯罪的未成年人正是教育不到位的受害者，他们往往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养成了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个性。我们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人劳动创造财富和劳动艰辛的思想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成人对利益追求的无节制，会经由观察模仿而学习各种行为模式，甚至是为了弄点钱花而不惜以身试法[4]。未成年人“贪利性”的犯罪动机，可以说是教育不到位的直接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未成年人正是这种教育的受害者。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盗窃犯罪，盗窃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贪图吃、喝、玩、乐等物质享受，又想不劳而获，从小偷、小摸走向盗窃犯罪，如单某某盗窃案，单某某平时不求上进，加之父亲年纪大、母亲又常年又病，根本管不了他，他在村里先是偷鸡、偷轮胎、自行车，最后发展到入户盗窃；其次是抢劫、抢夺和敲诈勒索犯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女性抢劫犯罪，她们利用看似弱者的姿态，骗取对方信任，伺机进行犯罪。如徐某某（女，15岁）、王某（女，15岁）抢劫案，她们来京打工后结识了庞某，庞某答应为她们找工作，一天晚上她们骗庞某来暂住处吃饭，下安眠药将其麻醉，劫取庞某随身携带的1万余元现金及手机，案发后所劫的钱财已被其买名牌衣物挥霍一空。
（四）从犯罪形式看，共同犯罪增多，共同犯罪未成年人受害的主要原因来自未成年人自身的心里困扰。由于未成年人经验少，认知能力差，他们结伙作案，可以相互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恐惧感和孤独感。他们往往是双差生、辍学生、障碍生和流失生，他们有的是邻居，有的是游戏机、录放厅等低娱乐场所认识的伙伴，共同的失落感、消极志趣使他们纠合在一起实行犯罪[5]。如唐某某、赵某、孙某等人寻衅滋事、盗窃案，他们专门向学生和小孩“扎”钱，“扎”来的钱就是用来吃饭和玩游戏。当他们遭遇困难而自己又无法解决，或改变行为以应对外界的需要时，犯罪行为便可能成为解除危机的一种手段。从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其犯罪行为的背后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求助的讯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行为使其心声得到响应，这种求助的方法又最常为青少年所用。据统计，2003年我区的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有30件，占全部未成年人案件的40％。
（五）从犯罪年龄看，逐渐趋向低龄化，低龄犯罪未成年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受害的直接原因是孩子的盲目模仿（早熟）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因为年龄相对较小，一般都还在上学，父母的溺爱和学校的监管不到位是导致孩子们过早犯罪的间接因素，如郑某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爷爷、奶奶都宠着他，而他刚满14周岁（14岁零20天）就伙同他人向多名学生敲诈钱财，谁不给钱就动脚踹，扇耳光，用他的话说：“我并不缺钱，只是为了好玩。”
（六）从犯罪身份看，辍学未成年人人数居多，占犯罪未成年人的近50％。辍学未成年人受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家庭子女多，负担重、父母经商赚钱的观念较重，不让孩子读书、学习成绩差，孩子自暴自弃不愿读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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