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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诈勒索案 2件7人 抢劫（已示）
职务侵占案 2件4人
另外，共同犯罪30件；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14人；在校生犯罪24人，再犯罪的4人。
（一）从新问题上看，出现犯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情况，而再犯罪未成年人受害（单指被判处刑罚后）的原因是狱友及周围伙伴言行的影响和多次作案强化的犯罪动机。据我们的调查统计，95％的犯罪未成年人在判决时都表示要痛改前非，这符合他们涉世不深，易于接受教育改造的个性特征，然而出现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情况同时也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反复性，表现在他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极易受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狱友及周围伙伴言行的影响和多次作案强化的犯罪动机成为再犯罪未成年人受害的主要原因。有的未成年人过去只是“一面手”，从劳改、劳教农场出来后，则变成了“多面手”，如刚满16周岁的孟某某竟在2003年短短一年内，先后三次因抢劫、盗窃、强奸被分别判处拘役、缓刑和有期徒刑。特别是一些人曾是累犯、教唆犯及犯罪团伙头子的未成年，虽然经过多次处理和教育挽救，但由于其多次作案强化了犯罪动机，已由初犯的恐惧转为熟练，当他们的犯罪行为受到制裁或不切实际的需求受阻后，非但不思悔改和收敛，反而疯狂地报复社会。如管某某、于某等四人抢劫、强奸案， 管某某（17岁）先因犯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又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再次刑满释放后又犯强奸、抢劫罪，甚至在被通缉的时候还伙同他人再次疯狂抢劫，用他的话说：“反正到这步了，不如干到底。”
（二）从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上看，暴力犯罪突出，实施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是家庭暴力、学校暴力和大众传媒暴力的受害者。他人的暴力行为往往起到一种示范作用，透过观察、行为合理化及赏罚增强作用等因素的互动，个体便可从中学得自己所要表现的行为[2]。犯罪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所传达的讯息可能是对父母关爱的渴求、对同龄接纳的冀望以及对生活中所受挫折的应对。暴力犯罪未成年人其实多半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便充满了暴力，诸如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及媒体暴力[3]。具体表现为：1、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李某某（女，15岁）强奸一案，由于母亲要求苛刻，平时动不动就打她，所以她没有心思读书，刚上初一就辍学了。由于怕在家挨打，她所以平常不敢回家，于是住刘某某家和一帮男生瞎混。一天她被其中的许某强奸了，但她害怕被母亲打，不敢回家告诉父母，最后她选择了沉沦，竟发展到扒被害人裤子，帮助刘某某、聂某等三人轮奸李某（另一女）的地步。2、学校暴力的受害者。我们对24名犯罪在校生进行了统计，其中有2人有在学校被伤害的经历，有8人曾在校园内受到恐吓和被欺负。如张某抢劫、杀人案，14岁的在校生张某在学校经常打架，也经常受到高年级的同学欺负，养成了他孤僻、暴戾的个性，其为抢劫小卖部女店主的钱财，用酒瓶将女店主击倒后，又用刀向其头部连砍数刀，手段残忍程度令人震惊。3、大众传媒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暴力影视的毒害。对于青少年而言，大众传播媒体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模仿对象及社会化模式，因其所提供的讯息代表着时尚，若是他们无法积极模仿，便代表他们“落伍”了。因此对判断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而言，媒体所展现的暴力镜头很可能造成其盲目的英雄崇拜，更何况电影中许多血腥暴力的动作的确已成为英雄人物的“注册商标”。如王某某（17岁）、杨某（17岁）抢劫、强奸案，王、杨二人平常深受香港《蛊惑仔》电影的毒害，自诩是患难兄弟，他们骑摩托车持菜刀、木棍将金某（女，23岁）、刘某（女，16岁）拦住，先是以暴力相威胁实施抢劫，然后又将金、刘二人劫持至附近树林内，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对金、刘二人实施轮奸，最后还向被害人的家人索要人民币2000元，其一次犯罪行为竟犯下抢劫、强奸、敲诈勒索三个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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