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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在强调限排温室气体的效率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背后隐藏的公平问题。完上述三种灵活机制在其带来各种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首先，灵活机制可能被发达国家将其本应承担的义务转嫁给限排额度的出售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以此来逃避其应当以国内行动履行的承诺。其次，灵活机制由于只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现有技术，可能会减少发达国家革新其能源技术的积极性。再次，灵活机制可能会冲击发达国家现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并可能限制发展中国家能源工业的长期发展。鉴于此，公约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就已经规定，灵活机制是补充性的履约方式，只能被视为实现公约目标的次要手段；灵活机制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公约各缔约方在公约中所作的承诺。
因此，美国借口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相关技术、市场刺激手段和其他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它完全放弃了通过本国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履行本国限排义务这个根本的履约途径，妄图凭借本国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来向其他国家购买限排额度或排放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包括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拒绝。
三、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后果
（一）直接后果——《京都议定书》难以生效
一个国际公约，要想对缔约国产生法律约束力，实现公约规定的目标和宗旨，其首要前提是必须符合生效条件，正式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多边条约的生效方式，不同的条约有不同的规定；其中有不少条约规定条约只有在一定数量的国家、其中包括特定数量的国家提交批准书后才能生效，《京都议定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京都议定书》第24条规定“本议定书应在不少于55个《公约》缔约方、包括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其合计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至少占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5%——已经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90天起生效”。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该议定书的生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55个以上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必须有1990年累计排放量占当年附件一缔约方（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55%以上的附件一缔约方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其中，第二个条件格外重要，它是决定议定书是否生效的实质性条件。
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的附件一国家中，美国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附件一缔约方的52.9%（不计入土地使用和森林的碳吸收作用）或51.3%（计入土地使用和森林的碳吸收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即使其他所有的附件一缔约方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也无法满足《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法律条件。可以说，美国实际上拥有决定议定书是否生效的否决权（veto）。所以，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一个直接的法律后果就是《京都议定书》将无法生效。
（二）间接后果——公约及议定书前景不定
由于美国的反对，《京都议定书》难以生效。那么，现在的可能就只有3个，一是劝说美国回到《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轨道上来；二是重开谈判，寻求新的协议；三是修改《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法律条件，推进“没有美国参与的京都进程”，也就是说其他公约附件一缔约方自行履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责任，而任美国在排放限制之外。 就第一种可能性而言，布什政府任期内不会轻易转变立场，这是由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所决定的，外部作用的影响会十分有限。就第二种可能性而言，美国会提出更高的谈判要价，要求修改《议定书》规定的有关缔约方的责任和权利，要么减轻自己的责任，要么坚持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从美国利益出发，美国的重点似应在减轻自己的责任上，而要求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限排温室气体之列，则更像其开脱责任的借口。但无论怎样，这些要价都会遇到来自其他缔约方的抵制。就第三种可能性而言，欧盟可能会考虑推动调整《议定书》生效的法律条件，但同时会寻求在外交、贸易、投资等领域平行发展和设置适当的压力措施及对未来较迟加入《议定书》者（主要是针对美国）设置更高的门槛。但这种做法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气候保护可以和外交、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跨国投资和贸易等广泛事务建立联系，那么，美国如果自行孤立于国际社会气候保护进程之外，这绝对不符合美国长期的战略利益。如果美国价值观中确实包含有对子孙后代福祉的真正关注和对居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类的环境权利（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权）的真正尊重，那么美国政府就更没有理由使美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保护全球气候的共同努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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