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蒙眼布-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市民阶级渐渐壮大，蒙眼布的含义才慢慢变了。人们开始做正面的解释，把它视为公平司法的象征。意大利像章学家利帕总结道：正义蒙眼，象征“司法纯靠理智”（见题记），更显出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理性的推崇。这大写的理性，自然是不受王权、教廷辖制的。因此主张理性指导司法，既是关于正义的一种新的信念或理想，也是冷静的政治策略和行业伦理。法官有了崇高的理性做他的是非善恶之秤，便能名正言顺地反对外界干涉，要求独立司法。换言之，蒙眼不仅仅是司法技术的更新换代。程序之所以能够促进司法独立，帮助律师争取行业自治与业务垄断，成为正义的蒙眼布，是因为我们先已信了“司法纯靠理智”，希望法治的正义来自“理性之光”。而程序标志着的，正是那理性之光的疆界。疆界之外，一切归上帝或国王；疆界之内，司法只服从理性。从此，蒙眼的正义不必事事求问神谕，也不必天天向国王鞠躬。一如犹太法典所言：我们不审判国王，但国王也不事审判（ＭｉｓｈｎｅｈＳａｎｈｅｄｒｉｎ２：３）。这，才是现代法治意识形态的起点，形式平等海市蜃楼的成因所在。也只有这样“理性地”划定职权，信守“中立”，法治才能打消冲突着的各社会阶级的疑虑，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合作，并最终把他们“一视同仁”收编为法治的对象。
　　这个道理，拿来衡量中国的司法改革，则可知道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局面，还有一段长路要走。而且问题的根本，不在审判方式、法官学历等技术培训和资格证书的不足，甚至也不在一些部门的腐败风气；因为程序越是精巧繁复，贪官污吏越有可乘之机。事实上，从法院系统发布和大众传媒报道的案例来看，法官脱离程序调解判案，跟法律技术的难易似乎并无因果关系。诸如送法下乡、上门办案、“情理法并重”“背对背”做当事人思想工作之类的传统做法，固然“轻”了程序，可也是“为民解难、为民办实事”（《法律适用》，一九九八年二期，第２１页）。解难、办实事，亦即主持正义、实现人们普遍认可的正当权益。只不过那正义另有法律之外的渊源，例如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民间惯例，故而司法不必受程序约束。这意味着什么呢？恐怕不单程序，连整个司法制度都用作蒙眼布了。因为，就制度的设计而论，诉诸法律只是满足政治的程序要求，体现政策才是司法的程序目的。法律，让我再说一遍，是政治的晚礼服。
　　法治的一般要求，法官应学会克制，谨慎甄别，奉行所谓“俭省司法”的原则，坚持“能不做就不做”的惯例（艾伯拉罕，第３６４页）。所以有“政治问题法律不管不判”的学说，以便坚守司法的疆界，将法律与其他政治程序隔离开来。但是在中国，由于司法的正义的渊源在法律之外，法官必须采取相反的策略，模糊程序的界限，才可保证司法的效能。故“重实体、轻程序”不但是政治文化和心理传统，也是法律得以顺利运作，分配正义，法院法官得以维持民众信心，争取最低限度的独立的现实手段。法治的当务之急，便是把那些不可能在司法制度内提出或解决的纠纷，以法律的语言特别是程序的比喻重构复述了，使之大体符合本本上的规定、分类与想像，包括填补立法的“漏洞”。惟有这样，才能维护整个体制的尊严，不致造成太大的震荡，使法律在生活中常例的失败，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例外”而不及其余，断绝联想。在此意义上，宣传正当程序，以程序技术充当正义，在现阶段，乃是控制冲突，使社会矛盾“法治化”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