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本案中，由于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所以承运人应当对旅客受到伤害承担责任。这就是说，就具体的合同义务而言即使具体的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并没有在合同中具体地约定承运人是否应对旅客负有救助义务，但依据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承运人都应当负有此种义务。所以不管这种危险是因为何种原因引起的，只要旅客正在遇到了危险需要承运人予以救助，承运人就应当履行救助义务。
该案例提出一个问题，即能否将合同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使任何人都有一种依据诚信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他人财产、人身不受侵害或见义勇为的义务？我认为侵权法中不应当具有这种义务。因为这种义务只能在合同中运用，合同中采用这种义务，一方面是为了填补合同漏洞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交易关系中强化商业道德。
附随义务主要是在交易关系中产生的，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填补当事人约定的不足，从而更好实现当事人的意志与利益并体现合同正义。但是在交易关系之外我们不能对一般人要求其承担过高的道德义务，这就是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是人们最低的行为准则，道德是高于法律规定的行为准则。附随义务体现了较高的行为准则，在合同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一些体现较高商业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即使没有约定，法律也可以根据合同的目的和性质要求当事人负有此种附随义务。但是在合同关系之外，法律不宜要求当事人对一切不特定的人负有体现较高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除非是行为人以故意违反诚信义务的方式造成他人的损害，则有可能构成侵权。
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将附随义务扩张到侵权法中，从而将欺诈行为也认定为侵权。我认为，欺诈主要是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并不等于侵权。将欺诈作为侵权存在两个弊端：第一，追究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尽管有可能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提供补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是否继续有效，是否应当继续得到履行，并没有解决。所以，与其适用侵权责任解决欺诈问题，还不如采用无效或可撤销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欺诈常常是在缔约之际发生的，但在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原来的欺诈行为的受害人可能愿意接受欺诈的后果，而实施欺诈行为的一方甚至也可能不愿接受欺诈的后果。例如，将假恐龙蛋当作真恐龙蛋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人，但后来假恐龙蛋的价格也大大上涨，欺诈人不愿继续履行，会主动请求宣告合同无效。在这个案件中，如果满足了欺诈人的请求，宣告合同无效，反而会损害被欺诈人的利益。如果把欺诈当作侵权行为，则从理论上讲应当当然宣告合同无效，满足欺诈人的请求。但如果将欺诈作为一种影响合同效力的行为，只能由受害人来主张。事实上，我国合同法第54条是将欺诈行为（除损害国家利益的以外）作为可撤销合同来对待，也没有将其视为侵权，这是十分必要的。
二、从侵害的对象来区分
从侵害对象的角度来看，违约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相对权即合同债权，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绝对权。
必须看到，侵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其保障的权益范围逐渐地扩大，不仅仅是权利的保障的范围在扩大，而且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也扩张到许多尚未形成权利的利益。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已经得到了承认，因此，债权也成为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这样一来，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就变得相对模糊了。据此，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以侵害对象作为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任何一种侵权行为在发生以后，受害人要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则必须证明行为人侵害了其某种权利或利益，而这种权利和利益应是受到侵权法保护的。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权利或利益必须是私法上的权利或利益，是特定的民事主体的权利或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或受公法保护的利益。例如，某人在上高中期间被学校分到差班导致其没有能考上大学，便以其受教育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该案作为侵权处理将遇到的障碍是，受教育权究竟是私法上的权利还是公法上国家应当负有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其说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国家的义务，
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例如，
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不是说国家必须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就业，而是说国家必须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相应的劳动的条件、劳动的机会。公民因
宪法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而享受到的利益不是私法上的利益。而且分班本身也不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只是由于被分到差班可能使原告受到的教育不如分到好班受到的教育要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享有。即使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也不能通过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