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法首次传入中国问题的探讨
程鹏
【全文】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存在着某种型态的国际法规则或习惯 ，但当时的所谓“国”与现代的国家不同，那只是中国统一前的诸侯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此种适应当时国际交往需要的国际法就停止发展了。这是因为，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多国并存的环境。既然中国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国家法就失去了赖以成长的土壤。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观念，自成一个特殊体系的法律，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现实的约束力，则是由近代欧洲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近代西方国际法究竟从何时开始，通过什么具体事实首次传入中国的呢？本文拟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关于西方国际法究竟于何最早传入中国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的说法不一。迄今为止，有以下几种见解：有的认为，西方国际法是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首次传入中国；有的则认为，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同外国第一次缔结的条约中采用了西方国际法的原则、规则，从而导致西方国际法首次传入中国；还有的认为，最早把西方国际法译成中文，则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最后一种意见认为，西方国际法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
一、关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国际法首次传入中国问题
有人认为西方国际法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其根据是，有一位耶稣会士所著的本本书中有记载：在1348年左右，来华传教的马丁·马提尼（Martin Martini）神甫（中国名为卫匡国，字济泰）曾开始将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
当时，近代欧洲国际法尚处于正在形成阶段。近代国际法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由欧洲开始发展起来的。当其开始形成时期，在学术界的影响颇为重大。首先是学者创立国际法理论，建立国际法体系，然后，通过实践由各国自愿接受石逐渐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对欧洲国际法的建立和实践作出了贡献的，在历史上有两个重大事件：这就是1625年出版的格老秀斯的《战争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pacis）和1648年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Peaceof Westphalia）。前者，首创了近代国际法的原则、规则，系统地论述了国际法的主要内容，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法体系，在国际法历史上是划时代的；而后者，则为近代国际法的成长打下了基础。“格老秀斯的书版以后，在实际政治上，国际法之成为一个现实的势力影响国际行为，可以说是从《威斯特发利亚和约》起开始。”
这里有趣的一个问题是，当1648年左右，卫匡国将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之际，恰好正是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订立之时。而在此时期，欧洲各国尚未普遍接受国际法规则。只是每当一个具有法律重要性的国际问题发生时，人们就参考格老秀斯的著作。而在许多情况下，它所包含的原则、规则被认为是正确的。此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国际实践，到了十七世纪末叶，欧洲各国才认为自己受国际法的约束。而国际法的大部分原则、规则，就是格老秀斯著作中所曾经主张的。
上述情况表明，当十七世纪中叶，卫匡国将苏阿瑞兹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之时，欧洲尚处于为近代国际法成长打基础的阶段，而当时在整个欧洲国际社会中，还未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
在这里，人们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当时格老秀斯的著作在欧洲已具有相当大的权威和影响，为什么在中国的传教士卫匡国未选择格老秀斯的名著，而把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呢？据有关学者分析，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远离欧洲，而交通情况又不象现在这样方便，所以，他们自己对格老秀斯的著作在欧洲的影响可能还不了解。即使有所了解，又因格老秀斯为新教，他的著作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626年已被列入天主教禁书目录。耶稣会士是不可能对它加以运用的。但是，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是知道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的。因为他们有些人曾在罗马耶稣会学院及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学习过，而苏阿瑞兹就在那里教书。以上情况，也许就是卫匡国当时未能选择格老秀斯的论著，而将苏阿瑞兹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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