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思想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时我国古人已有所论述。春秋战国之交宋国政治家、思想家墨翟(公元前468—前376)在其名著《墨子•经上》中就明确予以界定，他讲：“罪，犯禁也同”，接着在其《墨子•经说上》中又进一步指出：“赏(同尚)罪不在禁，惟害无罪”。这两句话用现代汉语表述就是：犯罪是违反
刑法明文禁止实施的行为，是一切犯罪行为的共同特征；倘若罪行不在
刑法禁止之列，只是有害于社会，行为人是不应承担罪责的。这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只有表述方法上之区别，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其内涵外延十分清楚。及至两晋，在法律条文上又作出了明确规定。《晋书•
刑法志》明定：“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这条律文的意思是说：依照法律断罪科刑，都必须按照法律和禁令的正文规定为根据，如若法律正文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依比附总则规定精神判处，其法律正文(即分则条文)和总则名例都没有规定的有害社会的行为，均不得论罪科刑。封建法典之集大成者《唐律》第四百八十四条进而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防止法官任意越法出入人罪，违者要受刑三十大板。从此以后在各封建法典中都成了定制。
这里还须指出的一点是：“引文”不能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如只说：“罪，犯禁也”，“罪不在禁，惟(虽)害无罪”，都不完全符合原文本意，也是应当予以注意的。
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古代法律论著和法律文献中，也早有论述和规定。春秋时管仲(?—公元前645)曾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此先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战国时政治家、法家主要代表商鞅(约前390—前338)在其《商君书•赏刑》中明确提出了“壹刑”说，认为“壹刑则令行”。“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更主张：“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晋朝明法掾张斐在其《注律表》中也主张：“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晋书
刑法志》)这还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为什么要说这是“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先驱们”的“天赋人权”学说和《人权宣言》的创制呢?它“早”在我国古人倡言之后晚十八到二十一个世纪?这真莫莫大的自我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