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职能转变本身来考虑，转型色彩主要体现在：
　　——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全能角色正在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从相当一部分控制领域退出，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市场开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社会自主空间明显扩大，政府权力受到公民等权利和法律的制约，一个有限政府的态势正在形成之中。
　　——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随着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正在得到逐步强化。
　　——由权力非公共化向权力公共化的转变。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主要集中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但随着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权力与利益开始脱钩、权力与责任开始挂钩，权力的公共化得到明显增强。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选择
　　政府职能包括政府的作用和职责两部分，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在认清政府究竟应发挥何作用的基础上，对政府的职责加以调整，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和固定，并辅以相应的机构予以保障。
　　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这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界定好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只有认清了政府的角色，在处理具体的政府职能转变时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当前，有关政府职能的定位可谓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认为政府职能的目标模式应定位为“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职能定位的理念。我国政府从拥有无限权力的大政府直接向最小政府过渡，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权力真空”，从而导致社会震荡和问题的复杂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政府的职能应直接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接轨，“抄近路”，这种方式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能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家干预。应该说，该种观点的合理性成分较大，但与我国国情仍有差异：一是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与国外的发达市场经济不同，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和社会对政府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另外，国外政府的总体规律是政府由小变大，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则是政府由大变小，简单的模仿和接轨会出现政府职能的变异，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职能应定位于“适度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政府”，其含义为：有限权力与有限责任的政府；“适度”的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的政府；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相互对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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