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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无措的少年时光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光跟“文革”有着特殊的关联：1966年上小学，“文革”开始；1977年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属于典型的文革少年。由于家庭遭遇到的灾难，十岁时回到山东牟平县农村老家。老家那个村庄叫姜格庄，当时就有八百户以上人家。
大队党总支书记是全国劳动模范，又是一个头脑非常活跃的人。他在村里创办了一系列文体设施，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姜格庄的一个创举是普及高中教育，村办中学姜格庄联中由过去的初中升格为所谓“九年一贯制”学校，从小学入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一条龙作业，村里每一个孩子无论学习成绩如何，都可以读到高中毕业，当然也必须在这所学校读完高中而不得考县立高中。学校教高中的老师都是过去初中部的老师，加上“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批判”和“开门办学”，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读书方面，父亲留下的只是一些看不懂的医学书，虽然村图书馆可以借到一些，不过大多是浩然、高玉宝那样的小说以及样板戏剧本。当时，我承担了为学校去邮局取信取报的任务。每天上午下课后，就到邮局取来所有的信函和报纸，回到家吃完午饭，就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粗读一遍，下午上学时再带到学校。不管当时报纸是如何左调猖獗，这样的读报还是逐渐培养了自己对文字的感情，甚至也试着写些文章投稿。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在县广播站播出时心情是多么激动。
逐渐的，我成了语文成绩很好的学生，同时对数理化的不喜欢也与日俱增。我的梦想就是将来做一个记者或编辑，还想着能够当一个作家。17岁时，我的一个“壮举”是写了半部电影文学剧本，边写边憧憬着有朝一日电影上映时的情景。写到大约两万字时越来越力不从心，就放弃了。
高中毕业当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自然报考了，由于数学只得了4分，自然连孙山的影子都看不见。落榜对我是一次沉重打击，后悔数学没好好学，对自己的高考之路彻底丧失了信心。我不想再考了，自信可以通过不断写作而改变命运。最后在家庭的逼迫下最终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这次对数学下了较大功夫，成绩居然达到了40多分，总成绩也超过了山东省的重点分数线。但是，报志愿时却有些困难，文科考生的选择余地太小了，为了保险起见，我报了一家师范类非重点院校，不料最后被录取到了当年刚刚恢复招生的西南政法学院，于是阴错阳差地走上了法学这条路。
从西方来的启蒙
记者提示：阴错阳差地走上了法学之路可以说是偶然的机遇决定了一生的命运。不过，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种种对于贺卫方后来的研究和教学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可以说，力求探索一种良好的治道以防止文革悲剧重演，是自己内心里一直未曾稍减的坚定信念。作为“文革”后首届364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之一，我对于学习法律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是完全懵里懵懂。那一届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到了极端的程度，我在其中算是相当小的。不消说，年龄小也意味着对于社会问题判断能力的幼稚。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思想逐渐“化冻”，第一次听说毛泽东居然也犯过错误的时候，心里所经受的巨大困惑和不安。那个时代，媒体传递着意识形态剧变的信息，刘少奇、张志新以及傅雷等各类人士所遭遇的悲剧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作为亲历者，我们终于不由自主地问：怎样才能防止重蹈覆辙？法律专业能够为此作出怎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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