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过头来看苏力研究的基层司法，作为一个治理机构，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正是要解决无法用形式理性法解决的实质理性问题，即治理问题。而治理问题的解决本来就是反理论的，就是反对概括、抽象、总结这套理性处理方式的；如果说它需要理论，它需要的也是一种反理论。
在我看来，苏力《送法下乡》的研究，与其说从基层司法中提炼了什么司法理论，倒不如说，他从基层司法的实际运作中提炼出了一种反司法理论。这种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在非基层建立法治，我们首先必须安排好基层的治理问题——比如荤油素油问题，绿豆黄豆问题。乡村的、基层的、下面的治理难题只能用一种非司法甚至反司法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在这些棘手的麻烦事被解决之后，只有在这些麻烦事、麻烦人不再烦我们的时候，城市的、高层的、上面的漂亮法治大厦才可能建立。如果高层的法学家和知识分子能从苏力的研究中理解倒这一点，苏力所做的这一点沟通基层和高层的工作也算没有白费。
【注释】 * 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100084）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页22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2－2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页12。
这方面的工作，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页71－72。尤其参见其中“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再论法律规避”、“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
《送法下乡》，页150。
《送法下乡》，页264。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页50。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页55。
可以对比苏力对今天送法下乡中村干部所起作用的分析，《送法下乡》，页44－50。
《送法下乡》，页182。
实际上这四个儿子之所以不赡养老人，并不是他们否认子女有赡养老人的责任，而是认为这种赡养责任分配不公。乡村习俗中儿子和女儿、长子和幼子的赡养责任是不同的。关于解放前乡村习俗长子和幼子的赡养责任的不同，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页253－254；解放后到1980年代初江村的情况，参见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载《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983-1984》，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38－56；近年的状况，可见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1，页221－254。早先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习俗和司法实践，参见黄宗治：《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8章。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