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当年为乡下人鸣不平，说乡下本无识字的需要，就像城里人只要晓得吃包谷、面粉就得了，无须搞清楚包谷是否比麦子长得高。换句话说，城里有城里的地方性知识，乡下有乡下的地方性知识，大家没有必要非要认为自己懂得的非要别人懂得，不懂得便是“盲”，或者认为只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是普适的，是“大写的真理”，硬要别人来认同。这个鸣不平得工作，苏力也做过，他举的是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例子。他指出，倒是秋菊在努力理解现代法制这个地方性知识，而现代法制，却没有同情地理解秋菊所执着讨要的那个“说法”究竟是什么；他希望，“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对法学家”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打破这种文化的阻隔”寄于厚望。[4]
　　不过，这本《送法下乡》的工作，同情理解的还不是乡下人秋菊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基层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法官的地方性知识。原因是，苏力在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非但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文化隔阂依然存在，而在执行送法下乡的人员和派遣他们的人员之间，也产生了文化的隔阂。法盲的范围扩大了。那些执行送法下乡任务的基层法官，又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地方性知识，城里和庙堂的法学家对待这些法官，像法官们对待秋菊一样不耐烦，于是基层这帮法官便成了新法盲。苏力在这本书中的任务之一，便是努力辩明：“所有的适应都是知识”[5]，“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6]，先把法学家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任务暂放一边，寻求基层法和高层法的相互理解。
　　
　　二、法治、礼治和治理
　　费孝通先生当年在为乡下人鸣不平的时候，也分辨过，乡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就是没有任何规则的“人治”，“法治”不过是人依法而治，而乡土社会则是人依礼而治，是“礼治社会”。“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7]，“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8]使人知礼，就是教化，贯彻礼治实际成为一种教育过程。所以乡村里解决纠纷的方式是找一位长老来评理，因为这样的人最富有传统规则的知识，也会自觉维护传统规则，这就形成了所谓长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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