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的法律不承认被捕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而将“如实陈述”规定为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应尽的义务。这个问题同香港地区
刑事诉讼法承认有沉默权有很大差别。
对“如实陈述”的规定，中国内地法学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持异议者的理由之一是，如实陈述的理论依据绝非无罪推定，倒有有罪推定之嫌；再者，嫌疑人坚持不作任何陈述，或陈述不如实将承担什么后果?是否会因“态度不老实”或“抗拒”而落到从严处理的后果?这样，与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起诉方承担的规则岂非矛盾?赞同者认为，是否犯罪，嫌疑人本人最清楚，如实陈述既含认罪供述也含无罪辩解，这是实事求是的要求。再者，被告人的供述只是法定证据的一种，而法律又规定：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由此可见，被告人的供述在证明中的作用并不优越于其他证据。在有关
刑事诉讼法讨论修改稿的过程中对是否规定如实陈述仍有争论，但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仍然坚持这一规定，可能是基于“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的立法指导思想并且出于提高侦查效率的需要。
刑事诉讼在追求实体真实、维护人权、控制犯罪与提高效率的平衡方面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向某一方倾斜，而在另一历史时期又转向另一个倾斜也是常有的事。
三、认罪供述的诉讼特点与简易程序
香港地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认罪供述对诉讼进程有很大影响。在法庭作出判决前的一些诉讼阶段，被告人自愿向法官作认罪答辩(guilty plea)或认罪供述(Confession)的，可以不经过正常各诉讼程序的步骤而“飞跃”至定罪判刑。例如，须经裁判法官预先审查的刑事案件， 在预审庭上被告人自愿认罪时，裁判法官有权接受或拒绝。裁判法官认定认罪令人满意的，即可将案件连同记录等材料移送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大法官接受并审阅案件及记录等材料后，支持裁判法官意见时，即可不经审理而直接作出判决。
认罪供述产生的诉讼飞跃后果，不仅适用于公诉程序(trial on indictment)而且适用于简易程序(summary trial)。如有些简易程序的传票注明被告人可书面认罪，被告人表示认罪的，就将传票寄回裁判法官，法官即可缺席判刑，如判处500港元以下罚金。违反交通法规案件处理的程序由行为人是否抗辩决定。行为人不抗辩的，直接由主管当局按事前预定的金额处以罚款，不经过裁判法院即可结案。行为人表示抗辩的，或逾期不缴付罚款的，主管当局就向裁判法官申请签署传票，以控告行为人违反交通法规。被告人初次到庭时，选择认罪的，裁判法官当庭按法定罚款处以罚金及诉讼费。被告人不认罪时，则另订日期开庭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