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曾正确地说过，美国宪法就是从一个难以驾驭的国家那难熬的实际需要中“逼出来的”“妥协篓子”。它不是在学究式的讨论中产生的，而是在讨论中充满冲突和协调，既进行思想上的交锋，也有幕后交易，一面是崇高的理想主义，同时而搞阴险狡诈的勾当，总之．
宪法是在政治纠葛中产生的。显然，作为法律的美国宪法同一切资本主义
宪法一样，决不是遵循什么另外高于法律法规的“法则”制定的，而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和体现，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和谐与平衡”，追求的自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造型的“完美”。
有学者认为，从实质而不是从形式上看，
宪法总是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是当事人必须平等地遵守的、是政府治者与被治者的一种“契约关系”。这无疑是自然法学派在关于国家和法的起源问题上的社会契约论。
对于这种学说，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早就提出过批评，认为这是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不是人的自然状态，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最违背人的天性、最不容于人的感情、最相悖于人的需要，并断言说，人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阶级利益对立的出现，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组成的国家来制定、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推行的行为规范，是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固然，法律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在制定时，要想方设法使被统治阶级就范，考虑压迫和剥削的限度，当然也照顾到其同盟者的利益和注意其内部关系。但无论怎么说，在对立阶级之间法律不是一种双方的“约定”，也不是一种平等遵守的“契约”。而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体现，是一方依仗国家暴力强加于另一方的。美国一个州的参议员说得明白，在美国“如果你干脆让那些有权势的人为所欲为，你就不会进监狱，就不会陷入困境”。“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总是有办法通过一项法律，使他们的任何要求合法化。他们总是有办法可以从别人手中夺走财产或权利而不会进监狱”。
在法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发展。离开发展讲坚持，就陷入僵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生命力；但离开坚持讲发展，就迷失方向，就再也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具体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不能再“以阶级计争为纲”；并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在社会上，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新剥削分子，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反映到国内来。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情况下，将法仅称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有其片面性，但也还不能否认它依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一方面。
今天，如果否认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法的起源和存在的一个关键原因，否认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宣扬法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约定”、“契约”，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