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自由或较自由地利用(如翻译、改编甚至抄袭)外国作品，从短期看，对一个国家减少外汇支出有一定作用；从长远看，则有外国作品占领本国文化领域的弊病。例如，无偿地利用外国作品的状况，会使一些出版部门乐于尽快出版翻译作品(尤其是小说)而积压本国作者的稿件(尤其是学术作品)。此外，在大量地涌进的外国作品中，不可避免有较高比例的低水平作品、或对本国人民有害的作品，所以，为外国作品提供版权保护，有偿地利用外国作品，倒可以迫使本国文化部门有选择地、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的精神成果。多少年来，印度一直未参加《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但却参加了两个国际性版权公约。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担心太积极地保护外国人的专利会影响本国技术发展(当然，这种认识值得商榷)的同时，却一直坚信印度的文化成果对外国(主要是西方)有压倒的优势，保护外国作品反而会有益于发展本国文化。
我国在版权立法上的争论，实际上最终也落在“保护外国作品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上。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不但是有利的，而且是为发展本国文化所必要的。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版权立法的趋向，很值得我们研究。而且，苏、美等大国在版权保护上长期作的特殊保留，也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为了保障本国文化的发展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一个国家在版权法的某些(但不是大部分)规定上，可以与国际惯例很不一致。这是由版权法对内的主要作用决定的。当然，我们在考虑保留内容时，也要反映出我国的特色，不能照搬别人的保留内容。
从目前我国国内的情况看，也确实需要有法律来调整作者、出版者与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存在一些特殊的“作品使用者”——抄袭者，他们除了被报纸上点名批评外，几乎不受任何法律制裁。而在大多数有版权法的国家，抄袭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展，它就不能听任抄袭者逍遥法外。除抄袭之外，未经同意翻印、复制或编辑他人作品出售而获利者，也不乏其人。这些现象不能再听任其继续下去了。
由于调节国内关系的需要已经很紧迫，所以我国虽然还没有版权法，但文化领域的一些部门已经发出了一些保护某些作品或版权中的某些权利的通知、规定或条例。有的规定中不但已经第一次提出由法院解决有关的权利争端，而且提出了国际上也还没有普遍保护的权利(如表演者权)。例如，广播电视部1982年底制订的《
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中指出：“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应保障作者、表演者的合理权益”；“没有原音像制品出版单位的授权，其它任何单位不得翻录复制，或擅自删节、改头换面另行出版”；“违反者，原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 今后，其它单位也可能根据需要，颁发一些类似规定。我认为，与其各个部门不系统地分别发通知、规定，为什么不颁布一部系统、全面的版权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