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刑法的适用原则，各国立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规定：一种是采取“罪刑法定主义”；一种是采取“法律类推”原则。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采取“罪刑法定主义”，如法国、美国、日本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然而采取“法律类推”原则的国家也不少，如苏联(参看—九二二—一九二六年刑事立法)、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等。根据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同时又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时期，以及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工作实践等特点，我国刑法采取了有控制的“法律类推”原则，是既合法理，又合国情，完全正确的。它一方面可以使那些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和罪犯，不致漏网，逍遥法外；另方面又可以避免任意“类推”，追究那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即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法律类推”原则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我国刑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任务是适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目的在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所以，在明确
刑法的适用原则时决不能离开
刑法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去论是评非，否则，就势必会走偏方向。
“罪刑法定主义”的着重点，在于“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不得处罚”。由于社会犯罪现象的多样性，如果一味追求对一切犯罪的定罪量刑，都要有法律的事先规定，实行的结果必然是：法愈来愈密，罪越来越多，相演下去，“入罪”的人势必不可能减少；同时由于立法终究是有限度的，以有限量的法律条文去处理“无限量”的犯罪(主要指犯罪的不同性质、情节和方式、方法等)，又势必使“出罪”的人增多。可见，实行“罪刑法定主义”，既不利于同犯罪作斗争，也不利于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
刑法是初次制定，有些罪名和犯罪情节尚待进一步总结，自然不可能十分完备，而客观情况又在不断变化，如果按“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不得处罚”的原则，必然会给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这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无疑也是有害的。
我国刑法所采取的“法律类推”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依法办事”，法有明文规定者，不准“类推”处理，法无明文规定者，必须比照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而且还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既可杜绝任何罪犯钻空子，逃避制裁；又可防止或者减少错判，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所以，确立有控制的“法律类推”原则，是有利于我国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全面实现，并可促进我国公安、检察和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严格地依法办事，是符合保障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全面要求的。依理、依法，有控制的“法律类推”，才是我们应当明确和坚持的法制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