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以来的实践经验，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
刑法理所当然地又把“法律类推”原则重新明确起来，并作了科学的规定，即“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国刑法所确定的“法律类推”原则，突出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法制精神。它有四大特点：
其一，凡依照“类推”原则处理的，必须是确实构成犯罪的行为。这是适用“法律类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没有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决不能按照“类推”定罪判刑。这就首先强调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使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必须人人遵守。
其二，
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一概不准类推，必须依法办事。这就突出强调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能有法不依，自行其事。
其三，
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则可以比照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就突出强调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事求是，不枉不纵。
其四，凡依“法律类推”定罪判刑的案件，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这就从程序、制度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法制要求我国司法机关必须“依法办事”；“法律类推”正强调了办案必须依法。二者精神是一致的，决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而“法律类推”和罪刑法定，则是互相排斥、不能并行的。“法律类堆”，不准审判员于
刑法之外，根据自己的意见定罪判刑，冤枉好人；它同国民党反动政府“法外制裁”，罪及无辜，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要求“依法”，后者纯系“非法”。所有这些原则界限，都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上严格区分清楚。
如果说“罪刑法定”和“法律类推”有什么相同地方的话，那就是对法有明文规定的犯罪，都要求依法处理。这是法制原则的共同要求。问题在于对待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罪刑法定”是“不为罪，不得处罚”，法律类推则是“可以比照法律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说，在对待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的不同态度上，决定了它们的本质区别。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和“法律类推”，是根本对立的，互不相容的。那种认为我国刑法是采取了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实行有控制的“类推”的观点，从理论上看，是说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