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朝代在论罪科刑上，都坚持了这项行之有效的“类推”原则。早在《尚书•吕刑》中就记载有：“上下比罪”、“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的制度。吕祖谦在注解“上下比罪”时说：“三千已定之法，载之刑书者也；天下之情无穷，刑书所载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穷无尽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损益之”，清楚概括了“法律类推”的客观必要性。秦朝法密如网，还免不了要“类推”定罪，不然仍怕有“吞舟之鱼”漏网。在其《法律答问》中就载有：“律曰：‘斗夬(决)人耳，耐’•今夬(决)耳故不穿，所夬(决)非珥所入殹(也)，可(何)论?律所谓，非必珥所入乃为夬(决)，夬(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5页)就是说，秦律规定，“打架斗殴破裂他人耳朵，要处以耐刑”。现在有人把别人耳朵打破了，但伤不在戴耳环的地方。问可不可论罪科刑?答说，法律规定并不只限打破戴耳环的地方才算破裂人耳，打破男人的耳朵同打破女人的一样，都应当处以耐刑。《汉律》中有《决事比》，即“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比”。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唐律》五百条向称完备，一直被视为封建法律的典范，也有类推，即“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明律》也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援引他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议定奏闻，若辄断决，以故失论”。《清律》更具体规定：“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今略举数条，余可例推”。可能有同志会认为，这多是封建
刑法的规定，正是“罪刑法定”所要反对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更不应否定一切。和对待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样，应当尊重历史，取分析的态度。
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古时“类推”规定，如果简单地归结为是封建地主或奴隶主阶级的武断和专横，似乎还难以解释清楚。它不仅表明历代统治者都不会制定法律束缚自己手脚，而且也说明“法律类推”是适应阶级统治的需要，反映了办案工作的客观要求。因而历代相沿奉行不易。人类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能无视这些历史经验。
我们人民政权在总结历史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早在一九三四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八条中就明确规定了“法律类推”的原则，即：“凡本条例未包括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相类似的条文处罚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在《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中又指出：“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就为我国立法、司法工作确立了一项采用类推的法制原则。据此，建国之初颁布实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再次肯定了“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犯罪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的类推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