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指出，争论双方都把议会主权奉为不可动摇的
宪法原则，谁都不愿去质疑的既存事实。这种认识有很大的形式主义的成份，它掩盖了议会和法院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议会法律是否能够排除司法审查这样的问题，不存在简单划一的答案，而取决于具体情境。如果拘泥于议会主权的字面含义——只要使用足够明确的语言，立法机关中的多数能够实现任何目标——我们的
宪法理论就无法反映法律和政治的现实图景。艾伦认为，所谓议会主权只是一个比喻，它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法律条文，从而尊重民主的价值。借助虚构的议会意图，有助于实现政府（立法的主要动议者）和法院（法律的解释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但是，
宪法理论必须正视议会、法院和政府之间的独立性。我们的注意力应当从
宪法形式转向法律和政治的实质。与纯粹的议会主权理论相比，塞德利爵士（Sedley LJ）的“双重主权”的概念（议会和法院分享主权）[39]，格里福斯强调的议会、法院和政府三方相互独立，没有一方拥有绝对权力的观点[40]，更加接近现实。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艾伦明确主张，议会和法院分享主权，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在此基础上开展
宪法性对话，这样的观点能够为司法审查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41]
艾伦批评说，信誓旦旦地说忠于议会的绝对主权，不过是空洞的法律形式主义。在行政机关行使法定权力的范围内，越权无效和议会主权这两个原则为说明行政法的
宪法逻辑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概念工具。但是，没有一个原则能够为一个特定的案件证明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如果拿这两个原则表示法院对任何立法意图的无条件服从，那就更加误导。越权原则是虚的，因为立法意图要司法解释来支持；同样，绝对的议会主权也是空的，因为它的应用取决于法律分析，并受制于
宪法权利和正当期待的要求。[42]
艾伦赞赏道，越权原则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爱略特博士也意识到，硬要在越权原则与普通法模式之间做选择，结果是吃力不讨好的。司法审查的基础不可能单纯建立在某个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多个
宪法原则之上。越权无效原则不能为所有的司法审查提供合法性证明，不同领域的司法审查完全可以适用不同的原则来解释。议会主权也不能为司法审查提供最终和唯一的根据，它必须与法治和分权等其它
宪法原则相互作用，共同确定司法审查的正当性。[43]
艾伦进一步指出，围绕越权原则的争论，反映了我们公法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争论一个个用语，争论这个或那个原则，却回避了那些更复杂、更尖锐的实质性问题。面对司法审查合法性的诘问，前述的分析一无用处。这场争论暴露了争论各方对法律的自主性和决定论的天真幻想。在他看来，用普通法原则取代立法意图来说明司法权限的渊源，不过是用一个教条代替另一个教条；用“滥用权力（abuse of power）”取代“超越权限（ultra vires）”作为审查标准，也只是语义上的置换。他们都没有对分权和法治予以足够的重视，未能标示出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真正边界。实际上，两者的边界是流变不拘、充满弹性的，不是靠原理分析就能划分清楚的。在“权限”、“无效”、“裁量”这些概念的谜团中，法律分析和政策判断互相交织，纯法理的答案无济于事。法律理论必须认识到法律原则的局限性。通过几个抽象的原则来建构行政法理论，如同建造空中楼阁：不管其理论体系如何光彩照人，其结果，无论在政治理论还是法律实践的层面上，都是没有根基的。 [44]
六 重提司法审查的正当性
持续、反复的争论有助于拓展思路，但有时也可能让旁观者——甚至当事人自己——迷失方向，不知道争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论。为此，有必要重申论题的背景和意义。
最近40年来，英国的司法审查出现爆炸性的扩张。除了对法定权力的审查，它的触角不断伸向传统特权领域，以及新兴的“第三领域”——准政府组织。在法定权力的领域，最近2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案件往往出现在移民、反恐、监狱管理、地方财政、中央各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敏感领域。司法审查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一度沉寂的自然正义原则复活了，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被激活，正当期待和比例原则被创造和引进。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英国法院有义务保证欧盟法的直接、优先适用，对与欧盟法相抵触的议会法律法院有权不予适用。[46] 随着1998年《人权法》的出台，司法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该法授权法院尽可能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来解释制定法，即使可能偏离后者的原意；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宣布制定法抵触《欧洲人权公约》，尽管这种宣布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司法权的扩展激起了从17世纪柯克法官以来时隐时现的司法至上的主张，对议会主权的批评和否定一时喧嚣。一些普通法原则的倡导者认为，普通法才是
宪法的“终极基础”[46]； “议会主权本身是普通法创造的，它的具体内容和界限也应当由法官来决定…… 说议会是主权者，是因为法官们承认它在法律和政治上的至高地位”[47]； “是法官们创造了议会主权这个原则，他们同样有权修改他们创造的原则。”[48] 另一些人本来不认为普通法凌驾于议会主权之上，但从法律的发展中看到议会主权原则的衰落。加入欧盟后，一些人认为议会主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从此终结。[49] 《人权法》出台后，又有人评论说，议会主权从此让位于“司法主权”。[50] 一些资深法官也对议会主权表示了保留和异议。沃尔夫法官说，“议会至上不是没有限制的，识别和捍卫这些限制正是法官们不可放弃的职责”；“如果有一天议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取销司法审查），法官们也将做出前所未有的举动（拒绝议会法律）。”[51] 郎斯法官认为，最高权力不属于议会，而属于这个国家的不成文
宪法：它包含若干基本原则，例如民主和言论自由；为了捍卫这些原则，在必要的时候，法院将不惜宣布议会法律无效。[52] 尽管角度不一，但效果是一致的：在试图否定议会主权的同时，它们都在为法院谋取至上地位。虽然迄今为止，上述观点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有些说法也经不起推敲[53]，但议会主权这个从戴雪（Dicey）以来就颠扑不破的
宪法根基，确实被动摇了。议会主权的旗帜还扛不扛？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凭靠议会意志？——这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