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美国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20世纪以前，同样对石油、金融等行业实施了严格的市场准入管制。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了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管制改革运动，改革之风席卷许多重要行业，包括：地面运输、航空运输、通讯、有线电视、金融、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基本上，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行业完全或部分取消对市场进人的管制，放宽或取消进入市场的限制。
　　以航空业为例，美国对航空业的管制始于1938年，主管部门为民用航空局（CAB），20世纪初，航空业的管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首先是实行进入管制。CAB只允许16家航空公司经营全国性的干线，只有当其中任何一家退出时，新公司才有机会进入。而实际上从1938－l978年的40年间，尽管运奶量大增，但由于没有旧公司的退出，所以没有一家新公司的进入。不仅如此，每家公司开辟任何新航线，都要经过CAB的批准，批准过程往往历时数年，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1976年CAB开始放松管制，1978年国会通过航空管制改革法，规定了放松管制的时间表，从而使航空业发生了许多变化：大量新公司进入了市场，航空业出现了竞争，使航空业的效率不断提高。
　　日本
　　日本最初对自然垄断行业也实行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西方国家放松管制政策的实施，日本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方式也在不断改进，比如放松了对电讯、通信、电力、都市煤气等行业的管制。在放松管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由于进入管制的放松，在某些特定的产业领域（如远距离通讯、发电、城市煤气的大量供应）内，新的进入者和原有的企业之间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如市内通讯服务、送配电、煤气的少量供给）中，仍旧维持着原有的垄断和对此所采取的管制。这种“竞争与垄断并存”或“管制下的竞争”的状况，是日本在放松管制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另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在放松管制过程中，作为总理大臣直属咨询机关的临时行政调查会（简称“临调”，1981－1983年）、IM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1983－1986年）以及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1987－1990年）作为放松管制的推进机关起了很大的作用。“临调”首先建议在对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实行民营化的同时，相应地在电信产业中引进竞争，并建议对银行、财产保险、货运、石油、酒类销售及蚕丝采取放松管制的措施；“旧行革审”建议放松有关检查审定制度，对254个项目实施放松管制措施，同时建议对金融、运输、能等产业放松管制，其中对金融、航空及石油产业的放松管制有了进展；“新行革审”建议在流通、物流、信息通信、金融、能源、农产品等领域放松管制。上述建议被日本政府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上述这些行政机关的推动下，日本加快了放松管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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