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规范代价”
鲜江临
【关键词】冲突 代价
【全文】
作为一名观察家，本人某些关于社会与法律发展的超前性推论，总是被后发实际社会过程证实。如：2004年2月作者指出――“社会动乱，并不一定是法律权利感受的普遍自觉产生的反应，特别是缺乏权利启蒙教育人民参与的社会动乱；它往往直接就是社会利益的诉求。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在一个社会的规范秩序的框架内，保障普遍社会利益的能力。在现实社会，保障普遍社会利益的能力，是指社会代价体系内，社会的交易平衡能否可预期被保障。这就是说，在一个社会的代价体系内，包括法律规制的代价体系内，违背公平交易的支配因素是否能够矫正，社会的利益是否具有制度下的可还原性，即原发性的交易失衡，能否有效率地被充分的交易所平衡，从而实现社会代价的均衡再造。……社会代价体系的崩溃，即社会动乱的自为运动，从而以独立运动的形式，替代了社会规范性价格的和平演变，以突发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的生存历史中。” [1]
――2004年的秋天，本国最大规模突发群体性冲突事件，即“汉事件”的发展，证明了社会冲突的确不是以“权利运动”的形式展开，确是一种“利益的诉求活动”。从利益诉求到权利诉求的社会演变过程观察，在一个法律不发达的社会，直接的利益诉求必然是一个常见现象，它和已被规范设置法律权利的制度机制维护存在差异。这种维护社会利益的社会运动形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维权”。利益损失方直接对抗、诉求于社会的社会维权，和法律发达社会的法律维权方式两相比较，法律维权具有文明性，可减少社会成员盲动性，降低破坏性，利于秩序整合和社会稳定。
好的见识在不好的社会，意见展示并不是一件对己有利的行为模式，而装扮蠢猪常常有利可图。但是，问题是社会冲突的发展和处理，脱离理论启示，将不断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损害社会和睦。为避免2005年社会冲突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笔者不得不对社会冲突处理问题，再行议论，为社会升起红色预警信号。
政治手法解决社会冲突，已证明“技术上存在问题”――正如作者毫不隐讳指出的，本国县乡以上政治系统的政治伦理，还没有普遍达到妥善解决社会冲突的水准。在以武治国的传统思维下，在低劣社会公共组织技术制造的官僚体系操作之下，社会治理机构对社会合意的高度忽视，导致社会冲突延续，局面日渐恶化。他们使用的治理工具――“政策”，是随意性的，非合意性的，利己的，机会主义的，秘密制作的，强力保障的。其中对“规范代价”的忽视、法律代价的畸变是明显的，不堪入目的。解决社会冲突的“政策”，总体上不是从法律的视角，尤其是以市场化社会保护私权法律的视角，剖析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地处理社会冲突中的权利问题。比如移民搬迁，其中赔偿问题，缺乏法律处理方案。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变更、房屋拆迁的赔偿，陷入了行政性处理的泥沼，而规范性的法律赔偿方案无人制作。这些做法，明显导致社会代价体系，尤其是法律代价体系中“代价败坏”，损害代价体系的自平衡能力，从而危害社会交换系统的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