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经济与
刑法
刑法服务于经济基础，并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这种双向关系就是经济与
刑法的全部关系。
刑法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社会共识，无需为讨论重点。近代
刑法三大民主原则（罪刑法定、罪刑适应、刑罚人道）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这是经济制约
刑法变动和运行的最有力证明。
就
刑法而论，经济制约
刑法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对
刑法内涵的影响。1.反映在犯罪（如罪名）方面，以最常见的盗窃罪概念变化为例，在自然经济和关自然经济社会中，经济关系单纯，极少流转，盗窃罪构成是纯单一的，即秘密窃取，首先并主要是侵犯占有权。并不侵犯占有权的侵占行为，由于财产流转现象很少而极少发生，在早期
刑法中一般不以犯罪对待，没有“侵占”罪名。诈骗，由于是被害人“自愿”（尽管仅为表面现象）交出财物，仿佛并不侵犯占有权（象盗窃那样），所以西方早期
刑法中诈骗一般没有独立成罪。遇有需要惩罚的侵占行为或诈骗行为则以盗窃论罪。侵占和诈骗从盗窃罪概念中分离出来，是商品经济发展，财产流转现象频繁出现的结果。英国中世纪通奸罪只惩罚女方的原因在于，防止第二代血统掺假而破坏财产继承关系，是出于经济考虑。2.反映在刑罚方面，以当代世界刑罚体系支柱的监禁刑产生为例，由于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中日益增长，使得社会成员的多数（被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削弱，个人自由增强，自由与劳动结合成为个人财富。只有当个人自由具有价值时，剥夺自由才可能成为一种刑罚。
（二）对
刑法观念的影响。
刑法观念中以
刑法功能为例，
刑法总是存活于特定经济模式形成的社会关系中，经济体制转型必将引起
刑法的重大变动，从观念角度看，这种变动最终要涉及
刑法功能观的调整。在统治经济体制下，由于公民实际上没有经济自由，因而不存在市民社会，只有政治国家，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很难设想有政治民主。这种背景下的
刑法功能只是单一的：打击犯罪，维护秩序。
刑法只有保护功能，不可能有天平意识。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才真正有可能制衡，
刑法除保护功能外，才会同时具有保障（人权）功能，
刑法成为利剑加天平。上面讲的是经济体制与
刑法的关系。如果就犯罪率而言，统制经济有低犯罪率，这是因为公民的一切行为都在国家控制下，没有迁居自由，工作不能任意选择，收入固定，一切都控制得死死的，犯罪同时也被控制。当然，这种低犯罪率是以高昂沉重的社会代价（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社会停滞不前）换来的，从总体社会价值评判，得小而失大。
经济制约
刑法，这里所说的经济当然包括生产力（含科学技术）和生产关系（集中体现为经济体制）。一般说来，生产力变动是透过生产关系变动影响
刑法的。
经济制约
刑法，其作用机理是复杂的。一方面表现为作用价值上的两重性：统制经济体制下出现的
刑法功能偏颇，却有低犯罪率；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刑法功能平衡，但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犯罪明显上升。另一方面表现为作用方式上的多样性：有些是直接作用；多数是间接作用，即通过中介而起作用，中介主要指上层建筑诸因素，例如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