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中学毕业时应该是19岁了？”
　　“没有那么大了，那时候我们上学都没有那么大年纪的。功课好的可以跳班”，芮老夫人纠正了一下，芮沐接着说道，“……总之一句话，一直到19岁中学毕业，前面都是在教会学校。”
　　按照芮老爱人的说法，中国人都有在实际年龄前面加上“虚岁”的习惯，芮沐中学毕业时应该正好是18岁那年。
　　芮沐中学毕业那年，正好是1927年。
　　
　　考入震旦大学
　　
　　“我只有小学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学校里上的，中学是在教会学校念的，那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嘛，因此学习基础比较差，没有考上复旦大学，那时只有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芮沐说。
　　李天纲在《人文上海》中是这样介绍复旦大学的：“1905年由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从徐家汇迁到江湾，当时马相伯利用他和淮军出身的两江总督周馥的旧关系，借到吴淞提镇行辕，即清朝吴淞守军的指挥部，作为大学校舍。几十年里，这所学校一直是私立的，随以文、法、商科出名，但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好。”
　　“复旦大学没能录取，只有到震旦大学。因为震旦大学讲法文……”芮老夫人说。
　　震旦大学（现址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中国教徒马相伯献出松江泗泾3000亩良田做基金，另外还献出卢家湾15亩地做校园，由耶稣会士于1909年在这里建立的中国天主教的最高学府。李天纲在《人文上海》中指出，“因为严格的训练，该校毕业生在中国的医学、法律、工程和文学界能力最强，占据突出地位。
　　“那您为什么选择法律？”
　　“年轻人嘛，总有一点爱国心情，看到中国当时的情形，认为法律能够救国，”芮沐说，“因为在租界里受人家的法律管制，心中不平，把法律当成一种（解救自己的）工具”。
　　“那您上大学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和法律有关的案子啊？”
　　“有啊，有啊，我家里就有这样的案子啊，我二哥被人家打残，要和人家打官司啊。可是人家是是菲律宾人，说跑就跑走了，跑到租界里就抓不到他了。因此，我家里找律师来打官司……”
　　芮老夫人插言，“你要和他打官司，就要用他的法律。”
　　“中国人受了租界的欺负，要听租界的话，打官司都要经过租界。中国人的老办法是找熟人，那不行。”芮沐说，当时学法律是他自己的意愿。
　　笔者提起了会审公廨。
　　会审公廨（mixed court）是外国列强侵华期间在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审判机关，与领事裁判权的扩大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二者的出现是中国司法主权丧失，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186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提议在租界内成立一个中国法庭，审理除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侨民为被告人以外的一切案件，而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外国领事均可派员观审。同年5月1日，上海道与英美领事馆会同英副领事开庭审理租界内的案件，创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五年后，该法庭被正式改组为会审公廨。按照双方签订的《会审章程》，公廨“管理各国租地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各等案件”，“凡有华民控告华民，无论钱债与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讯定断”，“准其将华民刑讯管押及发落枷仗以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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