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诚一：《美国革命与司法审查制度的成立》，培立刊社，1970年，第12-35页。
在《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8篇中，Ａ·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出了由法官进行违宪审查的基本设想。
同上，参阅第41页以后的记述；关于著名的马歇尔判决（Marbury v. Madison, 5 U.S. <1 Cranch> 137, 1803）的内容以及时代背景，详见第６章。
Cf. Mauro Cappelletti,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Bobbs-Merrill Co., 1971， Chap.2 Sec.5.
有人在论及这一点时往往混淆法律形式与法律程序之间的区别。实际上，纳粹政权的法律形式并不是正当程序，而只是主权者的决断性意志。
关于法治实质的论述不胜枚举，但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全则无”——如果存在超越于法律规范之上的权力或特权，法治秩序就会分崩离析。但是，法治实际上一直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个涉及规范与事实的关系，表现为卡尔·舒密特（Carl Schmitt）关于包括危机在内的“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论述。即在例外状态需要“决断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decision）”，它可以压倒凯尔森式的等级规范论或者富勒式的多元规范论。例外状态其实只有在通过实质正义论和贤人政治论的媒介作用而常态化之后才构成对法治的真正挑战。另一个涉及规范与正义的关系，表现为亨利·梭洛（Henry D. Thoreau）的关于“市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和抵抗权的论述。然而，市民不服从在强调法治的基础是社会契约而不是强制、法律规范也需要经过正义理念的洗礼等含义上，与宪政的主张并不矛盾。也可以说，司法审查制度正是现代法治回应上述挑战或者社会呼唤的一种程序性利器。
正如Ｉ·茂斯（Ingeborg Maus）所说，对纳粹政权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顺从的司法”是有犯大错误的危险的，为了保证“
宪法的统一性”，必须正式确立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地位。见他的论文“纳粹的法学方法论与司法的功能”，载Ｈ·洛特路易特纳（Hubert Rottleuthner）编《法，法哲学以及法西斯》，纳粹法理论研究会译，米斯兹书房，1987年。日本宪法学权威芦部信喜也指出，“违宪审查制在西欧式的立宪主义
宪法中作为
宪法保障制度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引自他的教科书《宪法学Ｉ——
宪法总论》，有斐阁，1992年，第61页。有关的代表性论述和实证分析，参阅高柳贤三：《司法权的优位——理论和实践》，改订版，有斐阁，1958年；芦部信喜：《
宪法诉讼的理论》，有斐阁，1973年；佐藤幸治：《现代国家和司法权》，有斐阁，1988年；松井茂记：《司法审查与民主主义》，有斐阁，1991年。
徐道邻:《宋律中的审判制度》、《 鞫谳分司考》、《翻异别勘考》等篇，徐道邻编著《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出版社，1975年。参阅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章、第7章。
Cf. M. Cappelletti, supra note , pp.1ff.
真正独立的司法权在两点意义上比立法权更适合于进行合宪性审查∶第一、终身保障的特权使法官在进行决定时更没有世俗的顾忌（free from fear）；第二、卓然自立的法院不存在利益集团的压力活动和议员之间的讨价还价那样的机制（no lobbying / bargaining）。Cf. Garry Sturgess and Philip Chubb, Judging the World;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World’s Leading Courts, Butterworths, 1988, pp.149, 308.
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包括政治问题或统治行为是一项基本原则。See Allan R. Brewer-Carias, Judicial Review in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0-31, 148.
关于1937年前后美国司法审查的变化，参阅木下毅《美利坚公法》，有斐阁，1993年，第117-121页。关于“双重标准”的评述，参阅芦部信喜《
宪法诉讼的当代发展》，有斐阁，1981年，第65-117页。顺便提一下，这个词组后来又成为人们批评美国在人权外交中采取敌我两套尺度的做法的一个话柄，颇有讽刺意味。
最近有人制作了违宪审查制度两大类型的特征对照表，一目了然。See Lee Epstein, et al.,“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emocratic Systems of Government”, Law & Society Review ，Vol.35 No.1 (2001) ，p.121. 其中没有囊括的项目，参阅 M. Cappelletti, supra note , pp.46ff., A. R. Brewer-Carias, supra note , Part IV & Part V，另外，木下毅：前引书，第69-72页也有很中肯的概括。
Cf. M. Cappelletti, op. cit., pp.25ff.
Cf. M. Cappelletti, op. cit., pp.52-53.
Cf. M. Cappelletti, op. cit., p.79.
Cf. M. Cappelletti, op. cit., pp.53ff.
Cf. M. Cappelletti, op. cit., p.84.
关于日本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参阅佐藤幸治：前引书，第223-240页；户松秀典：《司法审查制》，劲草书房，1989年，第1章；奥平康弘：《
宪法审判的可能性》，岩波书店，1995年，第1章、第2章、第3章第1节。关于制度设计方面的争论，参阅田中英夫《
宪法制定过程备忘录》，有斐阁，1979年，第159-163页；潮见俊隆：《司法的社会学》，劲草书房，1982年，第193-197页。
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契机是阻止下级法庭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平贺信函事件（1969年）”以及拒绝有左派思想倾向的法官连任的“宫本康昭事件（1971年）”。参阅宫本康昭：《处于危机中的司法》，汐文社，1978年，特别是34页以下；野村二郎：《最高法院——司法中枢的内幕》，讲谈社，1987年，第152页以下。 佐藤幸治：前引书，第209页以下、240页以下；户松秀典：前引书，第57页以下；奥平康弘：前引书，第97页以下。关于日本最高法院回避合宪性审查的实际情况以及原因，参阅伊藤正己：《在法官与学者之间》，有斐阁，1993年，第116页以下。
大木雅夫：《比较法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332-344页。See also Martin Shapiro, 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Chap.2.
大木雅夫：前引书，第354页；田中英夫：《英美法总论·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269-270页、273-275页。
Cf. 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870-1960; The Crisis of Legal Orthodox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252ff. 也参阅田中英夫：前引书，第338-340页。
See Abram Chayes, 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Public Law Litigation, Harvard Law Review Vol.89 No.7 (1976) esp. pp.1284, 1288ff. Cf. also Theodore Eisenberg & Stephen C. Yeazell,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in Institutional Litigation, Harvard Law Review Vol.93 No.3 (1980), Frances K. Zemans, Legal Mobiliza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th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7 (1983), Bernard Weissbourd & Elizabeth Mertz, Rule-centrism Versus Legal Creativity: The Skewing of Legal Ideology Through Language, Law & Society Review Vol.19 No.4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