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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真实性的因素研究

  一般来讲,如果言词证据提供者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那么该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就较强;反之则言词证据真实性就有了可疑之处。通常人们都认为未成年人的世界比成年人更加纯洁,因此这种利害关系对他们的影响有可能会很少甚至没有,可在有些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以Goodwin(1982,59-73)所总结的几个年龄段儿童性犯罪受害人的陈述为例:
  ①2-3岁的受害者:“我受伤了”,或说“爸爸弄伤了我的屁股”。
  ②4-6岁的受害者:“这是第三次发生(这事)了,只有这次爸爸才擦掉它。”
  ③7-9岁的受害者:不敢说出这个秘密,害怕失去家庭或伤害父母。
  可以看到,未成年人中的低龄群体确实认识不到成人世界中的“利害关系”,他们有可能如实陈述自己经历的事实而不顾后果如何,但年龄稍长的未成年人明显有了更多的顾虑,他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行为给周围其他人带来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对事实加以隐瞒或提供失实的言词证据。
  未成年人一般在心理上依赖其父母或其他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与未成年人关系亲密的人对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真实性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一方面,成年人,特别是关系较为密切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关于过往事件的偶然谈话能够使儿童以全新的方式再现自己的经历,使未成年人对谈话内容产生依附性,该内容成为未成年人保持自己记忆、再现自己经历的主要印象。另一方面,当亲密的成年人故意告诉未成年人对某一事件应该怎样向别人描述时,未成年人更容易接受教唆向询问者撒谎。例如,某7岁幼女控告谭某强奸,取证人员发现该被害人对被害经过背诵如流,每次的陈述内容都如出一辙,但每当问及细节就不知所云。后来证实该幼女母亲唆使7岁女儿诬告谭某并教她背诵犯罪过程。
  给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真实性造成不良影响的外界因素还可能来自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案件利害关系人可能利用未成年人缺乏经验、对外界恐惧的特点对其采取威胁、引诱等手段迫使未成年人伪造言词证据。当有人威胁未成年人不让他们讲真话时,未成年人往往屈从于威胁者的威胁,对询问者撒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二)询问者的因素
  询问者方面影响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真实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询问者与未成年人交流过程中通过神情、动作、语气流露出来的对案件的先入之见,询问者提出不利于导出真实答案的问题以及询问者对于未成年人言语的不当解读等。
  未成年人普遍会受到询问者暗示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易接受暗示的程度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未成年人在幼儿时期就认识到了成年人具有自己无法比拟的知识基础,可能认为询问者是一个具有渊博知识的权威人物,习惯性地认为询问者早就知道了问题的答案。因此,与回答同龄人的提问相比,学龄前儿童在接受成年人询问时更易受到询问者态度的影响,认为自己只能按照“正确答案”回答问题。最近对未成年人受到暗示性的研究结果显示,询问者事先具有的对案件的偏见以及那些指责性的或者降低人格的评论足以导致未成年人接受一场充满暗示性的询问。例如,询问者在询问过程中通过教训或假设性的语言提到了有关案情的信息,则该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就面临着特殊的危险。此外,未成年人还经常遵从于成年人的价值判断。询问者暗示某人是“坏蛋”或说某人做了“坏事”等指责性评论对学龄前儿童评价该人会施加消极影响。在一项针对四岁儿童的研究中,一位警官在询问每个儿童之前就说自己认为保姆做了某些坏事,在接受警官询问时,这些孩子相对于另外一组未受影响的孩子来说受到误导的几率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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