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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这种新闻管理理念和模式脱胎于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因为要斗争，所以要强调它的宣传作用，强调它的工具色彩。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我们经济基础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新闻业的管理如果不与时俱进，可能就有些问题了。
展江：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文明国家的公民权利，它是通过油墨向我们的心灵说话。
我想，正因为他和恩格斯被剥夺了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他们才被迫流亡到赋予公民这种自由的异邦。
马克思还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专制统治下接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懦弱、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这样的报刊既扼杀民族精神，又破坏人民的教养水平。
马克思把19世纪初普鲁士无聊小报盛行的年代称为德国人精神上的“大斋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力避免这样的“大斋期”降临？
贺卫方：媒体该有什么样的健康环境？
首先，媒体应该有它的活动空间，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做事，几百年来，新闻界已经有了自己行业的一些公认准则，超越了这些准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当他们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候，这一行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破坏，规则被破坏的结果就是行业的堕落。
其次，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越来越多优秀者出现，而坏制度只能使人越来越堕落。
第三，要处理好媒体与官员的关系，因为官员绝不会允许媒体报道对他不利的消息，这样的结果就是新闻不能提供真实信息，同时也加大了新闻成本。
最后，不要出现太多的媒体败诉。最近，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曾作过研究，他发现，中美两国类似诉讼的胜诉比例正好相反，我们这里因为名誉权而状告媒体的案件中媒体的败诉率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长此以往，新闻就会无法生存。
喻国明：中国新闻界面临十几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这个判断应该是成立的，现实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逻辑上来说，还是媒介本身产业发展的状况，还是领导班子透露出的新的信号，都为把传媒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进一步回归它的本质功能，进一步理顺相关的体制提供了条件。
我对改革前景是乐观的，这种改革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实际上有各方面的推动力，比如科技进步的压力，国际规则的压力，传媒产业本身的逻辑的压力，等等。
改革的路会怎么走，中国的前进方式是小步快走，不可能从这一步一下子迈到那一步。只要我们目标明确，思路明确，方向明确，步子可以迈得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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