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媒体有双重属性，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有产业的性质，所以美国一位学者说，媒体是
宪法惟一保护的一个行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所以媒体有足够的行动空间，使得媒介作为一个产业能够享受到这种保护。当然权利义务也是对等的，因此媒介行业跟其他行业不能完全等同，它必须要有社会公益意识，拥有公共产品的一面，要对社会负责，并不完全是惟利是图的，并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这在西方也是很自觉的。
吴思：20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市场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信息需求没那么大，住房、医疗等国家都包了，不需要自己作出决策。现在个人要自己作出判断，而正确判断的前提就是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关乎整个社会的运行状况。
应该为中国媒体发展创造怎样的空间？
杜导正：最近，我听说过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有关宣传的一些话。李长春同志正确阐述了新闻宣传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新闻出版系统中也要政企分开。李长春同志在新闻出版总署视察时，就说出版集团和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搞在一起不好。
这些讲话很好，我说好，主要是讲话所展现的趋势和取向很好，他们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
事实上，现在的新闻宣传已经出现了一点改进的迹象，比如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有段时间，半个小时的黄金新闻联播，有20多分钟在集中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报纸上的一版也多是各级领导人的活动，这些天，已经有所改变。
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引发了传媒界的思考，我也在想，党的十六大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个契机，改进我们的工作。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地方的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缺少自信，把老百姓尤其知识分子不看成是朋友，更不是好朋友，老是防着大家，因此总是不准这个，禁止那个，不是鼓励往前闯，他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挑弊病、批评、指责上了。这样指导宣传，效果自然不好，这对党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的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独立思考多些了。
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主张和基本的框架，我认为是科学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中央的这十几年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三个代表”是划时代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