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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不论是
合同法，还是侵权法，基本上都是传统民事责任原理的应用，但会计师的职业活动并非一个抽象的民事行为，相反，会计师为公司客户提供审计以及其他会计服务，是
公司法或
证券法上的强制性制度安排。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美国家相继出现的公司财务丑闻，将会计师在公司组织结构以及证券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和法律责任凸显出来。 1968年美国纽约州法院对Escottv．BarChris ConstructionCorp．案作出判决，第一次在证券发行监管的框架下审查会计师的执业过失问题，开辟了依
公司法、
证券法处理会计师民事责任问题的路径。70年代中期，美国权益基金、运通公司、大陆售货公司等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和公司的财务欺诈案件，进一步导致会计师在民事责任之外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上述司法实践的发展刺激了会计师责任问题的研究，人们开始对会计职业的活动方式，特别是会计师在发现公司财务舞弊和欺诈阴谋中的责任，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审查。学者与政府部门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其中，澳大利亚学者Baxt教授(1970)的 《现代公司的审计师——19世纪的看家狗》，美国学者Fiflis教授(1975)的《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的前沿问题》，美国会计师协会委托的独立委员会在(1978)发表的题为《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报告，结论和建议》的科恩报告，以及美国国会Melcafe委员会(1979)的调研报告——《增强上市公司及其审计师的责任》，在会计职业界和法律界都有很大影响。这些研究第一次揭示了在揭露公司财务舞弊问题上公众与会计职业界对会计师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提出了公众与职业界对审计功能的“期望差距”。同时，Fiflis教授的文章还第一次展现了会计执业活动的两套基本行为准则——指导公司编制以及会计师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以及指导会计师具体审核财务报表的一般公认审计准则(GAAS)——在法律上的尴尬地位。
4．侵权法和公司治理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会计师法律责任规则发展的主战场又转移到侵权法中。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国家侵权法发展的巅峰时期。受产品责任法的发展，特别是无过错原则的鼓舞，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主张扩大会计师对第三人法律责任的行列，
对旨在保护会计师免遭诉讼风潮的Ultramares规则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主张以产品责任为基础构建会计师的专业过失责任。加州上诉法院Wiener法官(1983)的《会计师过失性不实陈述之普通法责任》成为此前一系列研究的总结，也代表了这一时期普通法世界学者对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基本态度。他们的理论最终被司法实践所接受，体现在JEBFasterners、Rosenblum等案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