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也就是说，假如现行
宪法的条文构成了某种制度上的障碍，可以通过修宪来克服？
季卫东：是的。实际上，比较一下各国的
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就知道，由于法院的解释权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没有必要再对这项职能另作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宪法实施中的问题做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决不是否定有关的司法性解释，恰恰相反，是在敦促国家权力机关对2001年第25号司法解释(8月13日批复)以及相应的
宪法权利诉讼案件的判决等新经验、新认识及时做出回应。退一万步说，假如在这里现行
宪法的条文构成了某种制度上的障碍的话，也完全可以通过修改
宪法的程序来克服它。
强调
宪法解释，意味着还要认真对待
宪法原文。不能对根本大法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能让
宪法文本留下任何漏洞、逻辑混乱以及内容上的暧昧和矛盾。也不能把
宪法当成可以颠来倒去、任意组合出各种图案的万花筒，当然更不能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
《21世纪》：不过解释也是一种补充和发展。
季卫东：因此
宪法解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对
宪法进行渐进式修正的手段，即所谓“解释性改宪”的方法。特别是在争执不下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以容易达成共识的部分特别是符合社会正义和民意的原则为支点、以能够获得理解的推论为限度进行谨慎的解释，就可以积小同意为大同意，逐步打开僵局。对于宪法学者而言，在改宪工作未能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之前，这种“解释性改宪”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