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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劳动分工相联系的必然是学术竞争机制的完善和学术传统的形成。这对于出学术精品非常重要。其实，衡量学术精品的真正标准是学术传统，因为只有内行才能真正对学术作出恰当的评价。而我们目前的评价标准或立项标准往往只是社会的。社会标准固然重要，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学术成果最终都要经受社会检验，只有经历了长时段的社会考验的成果才可能是精品。但是鉴于这种长时段的评价往往不可能，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甚至部分的自然科学成果也是如此 (只有部分技术型产品可能会有即刻的评价)，因此只能靠学术分工形成的学术传统内的学人来评价。否则陈景润的成果一定不被人理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当代的宏大的现代化话语中也一定不被人待见。我们目前由于学术分工不明、学术传统不足，因此就总体而言学术评价机制比较糟糕。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被标签为“精品”，也很可能不精，有的甚至很糟糕。应当说，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从总体上看缺乏足够的学术公信力。
说到学术传统，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尤为缺乏，特别是缺乏实证研究。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必然会出现一个知识类型的转变，在通常的“文科”中，社会科学必将且应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而社会科学更多是基于经验和实证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缺少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我们目前有许多号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实太人文化，太哲学化，往往只是讨论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由于这些研究项目往往题目很大，有所谓广阔的哲学关怀，又是从宏观上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容易获得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获奖，产生了不好的引导作用。相反，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那些真正细致的实证研究，则被认为“题目太小’，缺乏普遍意义，而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推荐，甚至很难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事实上，实证研究更需要经费支持)。没有实证研究，所谓的理论研究或创新就只能是空对空，只能是对概念的注释，只能是玩文字游戏。甚至对这种所谓的科研成果展开认真的学术批评也很难，因为它大、太空。
再说极端一点，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中，我甚至怀疑“精品”战略这样的提法或与之相关的措施。所谓精品战略的基本假定是，我们可以事先知道什么研究可能出精品，出高水平的成果；并希图通过某些措施来促进“精品”的出现。但是在科研中，除了某些实用性研究(攻关)，某些技术成果的转化，还可能采取这种战略，在基础性研究中，研究结果往往高度不确定的。精品的确认一定需要时间和市场。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往往年事已高，但令其获奖的作品却是其年轻时的成果。这表明，基础性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成果评价往往需要相当的时间。说时间其实还不准确，时间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学术市场的竞争，只有那些在学术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时间长才可能是精品。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到，有时甚至学术传统和同行评价也都不总是可靠的。一个学科传统有时也会构成一种偏见，需要新的学术增长点，需要加入新的知识和传统，需要交叉学科。真正可靠的评价标准可能是时间。因此，强调出精品的思路中或多或少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因素。然而，有些研究不可能急功近利，否则是既无功也无利。如果我们真正想出精品，唯一真正有效地标准就是劳动分工体制和由此形成的广义的市场 (包括学术的市场)以及竞争。真正的科研精品战略一定是以市场经济逻辑为导向的科研发展战略。这里说的市场经济的逻辑，不只是一切都向“钱”看，市场经济的逻辑是社会分工，个体的自由选择、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以及自由竞争和淘汰，最终由社会公共选择来判断。所有其他的措施，包括学术规范、加大科研投入、集中攻关、学术导向等，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最基本的制度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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