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只有合理劳动分工才能出“精品”
具体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促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快社会的劳动分工，包括科研上的劳动分工，让那些喜欢和热爱研究问题的人占据研究岗位，让喜好和热爱其他工作的人在社会中能找到他们的工作，不都挤在科研机构。应当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这一点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近年来的人才流动也正在加快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但是，这种状况还没有彻底的改观。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来搞科研工作的人有些并不适合也不很热爱科研工作，但目前还承担着这样的工作，甚至还担任着科研的领导工作或规划工作。因此，一类人对科研并不爱好或不十分爱好，但不得不强打精神做科研，而另一类爱好科研的人又无法专心做科研。在学校，有的人更热爱教学，教学效果也很不错，不适合科研，但是我们目前的体制要求至少在一些重点院校内，所有的教学人员都要搞科研。这就自然而然地会降低科研成果的总体水平，甚至一些人为了应付生活的压力，会采取一些违反学术道德甚至学术腐败的行为。
目前一些重视科研的措施尽管用意良好，但也带来了或可能带来某些负作用。例如，重视人才，至少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措施之一就是让一些科研相对比较优秀的人担任行政职务、社会职务。其实这也是忘记了社会分工和人才的比较优势。尽管并非科研好的人都不能当“官”，但至少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并不适合当“官”，即使对他所熟悉的行当——除了他自己的科研项目——也未必有能力管理好；而且这种工作会大大消
减了他的科研时间和精力，不可能搞出精品。而且，人都是有弱点的，即使是优秀的科学家、研究者也不例外，如随着年龄增长、能力开始衰落之际。如果既有的成就能给他带来超过继续研究可能带来的利益，他就可能“弃笔从戎”，“由学入仕”。我曾在多种场合分析为什么中国当代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时，就指出了这一点。
目前的用人制度，也会使那些有管理能力的人不能充分发挥其管理长处；于是就要设“常务”的副校长、副院长、副所长，官多了，效率低了，许多做行政的人也内心很失落；甚至问题会更大，因为这会促使许多人利用行政职务和权力来参与学术研究，甚至攫取学术地位。这种社会安排进一步混淆了学术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当代中国许多人一当官，“学问”就大起来了，其作品就容易获奖，就容易得到资助，这就是“官”学不分的后果。甚至，这会促使一部分身在科研机构但科研能力不足的人努力争取当科研机构的“官”。这是很糟糕的事，从各方面看都是得不偿失的。
三、只有在学术竞争中才能出“精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