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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最大的不和谐现象，本人认为：
首先，是社会腐败现象的存在和继续。毛泽东和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建国以后，可以说用了很大精力反对腐败，而毛泽东之所以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也可以说与他的利用群众运动反对腐败有直接关系。邓小平在世时就告诫我们，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并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把反腐败当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对待。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如果中国共产党毁灭了，那么我国社会不要说什么和谐，就连一般的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存在，只能是一场动乱和混战。
第二，是“法轮功”现象的继续存在。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讲“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那是针对林彪和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的。现在呢?除封建迷信得以发展和存在外，宗教影响大有扩大之势，更为严重的是邪教的发生。直到今天对于“法轮功”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发表的文章来看，并没有更多地给予正确、全面和科学的解释。同时，还加上国际的背景，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问题是它除政治问题外，对于群众来说主要是思想问题，是意识问题，主要不是依靠法律和国家机器来解决的。这可以说是与我国社会很不和谐的一种现象。
第三，是工人下岗问题的发生和存在。我们尽管有千百种理由和万千个道理，对于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为数不少的工人的劳动权长期丧失或者受到限制，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和慎重对待的大问题。封建社会是人身特权，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的特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建立起劳动的权利，才配称得起社会主义。江泽民所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公民如果没有生存、生活之本，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
第四，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毛泽东早年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也讲过“农业是根本”；十六大江泽民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和“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们应该正视我国的“三农”问题，没有“三农”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可是，有的农村落后，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还有的农民贫穷，并没有形成整个全民和领导的共识。忘记农村，忽视农业，不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大有人在。
第五，社会公共秩序、社会治安和社会性质的犯罪问题。我到过的国家不算少，大概只有在我国，乘坐快的交通工具的不让乘坐慢的交通工具的，有交通工具的不让步行者，步行的年轻人不让老年人，甚至直接没有步行者的道路可走。古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美名，与今天某些混乱和不文明的秩序的存在形成很大的反差。社会恶性案件不断发生，黑势力在某些地方十分猖獗。这与和谐社会是很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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