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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失误发生在1995年底，日本政府鉴于采取母体行主义方式进行 “保驾护航”式行政干预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现实，决定直接投入公共资金6850亿日圆来解决住宅专门金融机构的问题，特别是救济受到拖累的大债权者——农会协同组织。在这里，政府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金融危机的真相告诉人民以争取理解和支持，关于投入公共资金救济私有企业的理由的阐述也非常笨拙，缺乏说服力。
由于农协是自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大藏省与农林水产省就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救济达成特别协定在程序正义上存在瑕疵，引起了其他利益团体的不满，结果造成全国舆论一边倒，人们都对以国税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和呆帐的做法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加上经济泡沫化时期的政界丑闻被陆续揭露出来后，政治和行政系统的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形成，大众传媒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共政策的批评，有时也流露出情绪化的对抗倾向。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公共资金来处理不良资产的设想无法推行，大型金融机构、生命保险机构、一揽子承包商的亏损都只好放任自流、容忍它不断恶化 。
在这三次失误之后，“软着陆”的机遇一去不返，日本只好通过对现有制度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来寻找出路。这就导致了从1996年的桥本内阁的金融“大爆炸”一直到最近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财政投资融资机制解体重组等“硬着陆”局面 。
Ⅳ. 结构和环境的变化对景气恢复的挫伤
除化解不良资产和呆帐方面的决策失误之外，景气的长期低迷也是致使事态恶化的要素。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刺激景气均未收到明显的效果，究其原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比较优势带来制造业空心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更值得分析的是在结构调整和重塑过程中的改革措施于无意之间打击了景气的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税收方面决策的适当性问题。
1994年，为了护持景气和健全财政，日本提出了一个规模为5.5兆日圆的增税减税一揽子处理的综合计划。具体内容包括对所得税、居民税的减免（其中永久性制度减税3.5兆日圆、临时性特别减税2兆日圆）以及作为减税财源从1997年4月开始把消费税从3%提高到5%，其间的过渡性亏空以国债填补。这样的税收决策是考虑到公民承受能力和长期合理性的，按说不至于引起强烈反弹。但是，在1996年总选举时，冻结消费税成为有力的选举口号，结果造成决策层方寸紊乱。另外，桥本内阁把重建财政作为最优先课题，又不得不首先解决财源问题，于是废除预定的2兆日圆的特别减税措施，在增加消费税的同时提高了社会保险费的缴纳金额（包括医疗费在内公民负担纯增9兆日圆），结果使消费购买力以及已经开始恢复的景气受到严重打击，在1997年出现了自石油危机以来23年中第一次经济负增长 。
1997年秋，在财政结构改革法通过之后，桥本内阁开始着手削减财政赤字，但结果却给日本经济带来显著的滞胀现象。鉴于这种状况，桥本内阁只好改弦更张，在1998年4月进行超过4兆日圆规模的减税（所得税和居民税减免），以刺激个人消费。然而为时已晚，这样的临时性特别减税措施不仅未能改变经济持续负增长的颓势，反而诱发了人民对公共事业的浪费性开支的不满情绪的高涨 。
其次，在金融方面主要有两个事件进一步挫伤了景气。
一个是对金融体制的“大爆炸”式改革。另一个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具体表现是三洋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濒于破产以及山一证券公司自主倒闭对金融信用的猛烈冲击，使得作为日本信用制度的基础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大藏省和央行的金融机关监督体制以及金融机关财务报表等三大支柱都面临信任危机。在信用不安不断增大的状态下，金融机关本身也面临资金周转困境，进而形成企业和银行互相怀疑的恶性循环，即使处于银根放松时期，事实上也会出现急剧的银根紧缩现象。这就很容易导致滞胀的螺旋式发展。据专家分析，如果日本政府继续采取现行政策，到2005年与长期国债相关的利息将会开始上升，有可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造成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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