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由宪政委员会做出基本性法律条款是否违宪的审查结论。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认定某一法律条款违宪的审查结论不主张提交全国人大复议，就可以立即生效；反之则留待下次全国人大讨论决定，无论结局如何宪政委员会都必须服从全国人大的判断。为了方便全国人大行使在合宪性审查方面的最终判断权，可以明文规定：宪政委员会对法律是否违宪的提诉的审查结论应尽量在每年3月上旬全国人大开会之前或者在会议期间做出。为了维护宪政委员会的权威，也应该明文规定：全国人大要否决合宪性审查的结论必须取得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赞成，即与通过
宪法修正案的加重多数表决的条件相同。另外，合宪性审查的结论生效后，违宪的基本性法律或者部分条款必须在四个月内进行修改，违宪的一般性法律或者部分条款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必须在三个月内进行修改，违宪的法规或者部分条款必须在两个月内进行修改，否则自行废止。至于经过全民公投或者咨询性全民表决而通过的基本性法律以及其他决议案，宪政委员会无权审查，除非是在付诸公民直接投票之前接到合宪性审查的提诉。
假设
宪法第四修正案能包括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条款，那就需要另行制定宪政委员会组织法或者
宪法实施监督法，以使各项具体规则进一步明确化。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发表几点初步意见，算是抛砖引玉，仅供有兴趣的各位朋友参考和讨论。为了树立宪政委员会的权威，在制度创设之初宜精选少数（例如5—9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和法律家作为委员，其中有相当多（例如2—4名以上）的委员应具备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审判业务达五年以上的经历。委员任期可定为10年，每5年改选半数，不得连任。卸职的国家主席是编外的当然终身委员。视制度运作的情形和需要，在若干年之后最好把委员人数增至15名左右，并大幅度扩充职业法官以及法律学家的名额使之达到占总数70%的比率。
宪政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应由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协商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通过。在代议机构开始审议候选人名单的一周之前，司法部必须把另行准备的以下两份候选人名单送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并由各自的办公机构印发给全体委员，即：（1）有资格担任宪政委员会成员的一定级别之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全体名单，（2）由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党派、全国律师协会以及中国法学会分别推荐的宪政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包括职业法官以及少数适当的政治家、法律家）名单。上述选举方式虽然难免复杂繁琐之讥，但能确保在现行体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宪政委员会的信誉，使
宪法判断所要求的民主的正统性与法律专业水平取得适当均衡，排除来自某一特定权力的干扰，避免确定人选过程中的片面性和任意性。
宪政委员会必须在有四分之三以上成员出席的条件下才能开始处理提诉案件并进行评议和表决，以单纯多数赞成通过合宪性审查的结论或者
宪法诉讼的判决。在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同数的情况下，由宪政委员会主席裁断。鉴于国情和社会影响，无论表决的情形如何，合宪性审查的结论或判决都以全体一致的方式制作成书面形式，其中不必记载少数意见或反对意见。被宣告违宪的法律规范自实施之日起无效，因此，原则上合宪性审查应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在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进行抽象审查时，只有已经公布（无论是否生效）的法律、法规、规章才能被列为审查对象，审议中的法案不包括在内。至于对法律规范合宪性的具体审查，由人民法院以及专门法院在审理具体诉讼案件时启动——当发现相关的法律规范有违宪嫌疑时，担任该案审判工作的独任制法官或合议庭立即终止审判程序，通过法院院长提请宪政委员会判断。对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个别侵犯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应通过
宪法诉讼的方式来提供救济；在这里，合宪性审查的范围除了行政机关的处分之外，还不妨在将来条件成熟后把已经生效执行的法院判决书也都包括进来（这也意味着用合宪性审查程序来逐步取代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除此之外，宪政委员会还有权在不同的国家机关、政党之间发生冲突时折冲樽俎，发挥调解和仲裁的功能。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维护
宪法秩序的统一性以及切实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从作为
宪法超越之维的人权的层次来看，合宪性审查的关键是容许个人提起
宪法诉讼，以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来抵制任何国家权力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压抑。因此，可以把个人有无向宪政委员会或
宪法法院提诉的当事人资格作为衡量制度设计的优劣高下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
但是，在考察
宪法诉讼时，除了保障人权的理想之外，还有必要留意社会现实以及制度的可操作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不仅正式承认了个人提起
宪法诉讼的权利，而且实际上以公民为一方当事人的提诉在
宪法法院的业务中占了极大的比重，高达案件总数的大约95%。在1951—1997年期间，德国宪法法院审理的个人提诉将近11万3000件，有不胜负荷之感。为了减少讼累，
宪法法院只好抬高入口的门槛，通过修改规章制度的方式规定了更加严格的受理要件，即：第一、提诉案件必须具有事涉
宪法原则的重要性，第二、必须是实现基本权利的适当要求，第三、如果拒绝受理起诉人将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等等 30。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可想而知，问题当会更加严重。近年来，仅就对已经生效执行的法院判决所提起的审判监督案件而言，其年度受理件数就高达9万余件，更不必说对行政机关的处分以及其他权力行为的申诉和异议了。尽管其中真正属于追究违宪责任的只有一小部分，但绝对数值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如果在中国立即承认个人提起
宪法诉讼的资格并且不加以符合国情的适当限制，那么势必出现类似“怒潮冲倒龙王庙”那样的混乱场面。
为了预先防止提诉案件的爆炸性增加造成合宪性审查制度功能麻痹的危险，除了规定非常严格而细致的受理要件之外，在第一步的阶段似乎不妨首先只承认机关的提诉权，例如把当事人资格限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代表团、30名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的联名、全国政协、30名以上的政协委员联名、国家主席、国务院以及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要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律师协会、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机关、社团等之内。
至于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则暂时由国家信访局来归口进行。换言之，个人只能通过信访系统间接地向宪政委员会提出追究违宪责任的申请，而由信访局及其负责人来代表公民行使
宪法诉讼的提诉权。承认国家信访局在
宪法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一方面可以过滤个人诉求，防止滥诉现象，有效地减轻合宪性审查机构的业务负担；另一方面，国家信访局手握
宪法诉讼这把尚方宝剑，也有利于提高信访系统及其工作人员的社会信誉以及实际功能，纠正地方行政机关等对信访系统的告诫和处理置若罔闻的不良倾向。当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完备各种前提条件的基础上，随着宪政委员会转化成
宪法法院，最终还是应该承认公民个人也有资格作为
宪法诉讼的当事人直接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宪性审查，以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尽管如此，在现阶段，在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的极其关键的时刻，维护
宪法体系的统一性、权威性，坚持从人治到法治的制度变迁方向还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共同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