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法治只是就政治哲学的实质而言的，因而要了解其现实形态，还必须考察具体的政治模式，
宪法则是近现代国家设置政治模式的基础。事实上，法律支配权力是权力行使的界限范围，因而如果它仅仅局限于权力的产生，而与权力的运行无涉，那么法律对权力的支配就极可能沦为抽象的政治原则。因此，要防止权力滥用，还必须形成法律支配权力运行的机制。潘恩曾经指出：
宪法是政府的政治圣经。同时，对
宪法的考虑必须从两方面进行，"首先是从建立政府并赋予它以种种权力方面，其次是从调整和限制所赋予的权力方面。"〔12〕这就是说，
宪法不仅授予政府以权力，而且还明确规定政府权力运行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并进而形成整套的具体政治模式。在这个意义上，
宪法是控制权力活动过程的基本规则，是"管制权力的基本工具"〔13〕，其目的在于限制和控制政权的范围，并规定行使权力的合法方式。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说
宪法至上为权力服从法律提供了保障。
第三，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法律支配权力的法治实际上就是民主政治。既然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且
宪法是政府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法律基础，那么在反对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过程中，
宪法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甚至于可以说，没有
宪法的颁布，或者虽有
宪法文本但没有
宪法的至上权威，民主政治就绝无可能。
（二）民主和人权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追求，但离开了
宪法至上，法治就丧失了生命和活力
梁治平先生曾经指出："探求法律的价值意义就是在寻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14〕的确，当我们直面法律时，面对的只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因此如果不去分析它们所蕴涵着的发自人类内心的追求，那么这些命令、规则就仅仅只是一堆事实，而不可能充溢着生命和活力。法治也是如此，它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15〕而且从本质上讲，在人治状态下并不缺少法律的存在，但由于它割断了法律生长为法治的脐带，因而法律虽然也可能不少，但这些法律却与法治模式无缘。尽管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很多，但这时的法律及其运行机制缺乏法治应有的价值追求不能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什么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层面的问题。比如秩序就是法治的价值追求之一。不过，由于秩序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人治状态下的强权政治同样也以维护秩序为其目标。因此，在笔者看来，只有民主和人权才是法治区别于人治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如前所述，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如果我们从价值追求角度考察这一论断，那么至少可以得出二点：第一，民主是法律得以支配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民主即多数人的统治。但各种主客观原因却决定了这种多数人的统治通常并不采取由多数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而是通过运用作为多数人共同意志集中表现的"公意"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形式（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公意"只具形式意义）。因此，法律之所以必须而且能够支配权力，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民主的统治形态是法律支配权力的逻辑起点。第二，人权是法律支配权力的必然结果。尽管从统治形态的角度来说，法律支配权力是民主的必然要求，但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法律支配权力则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保障。从事物的性质来说，权力总是倾向于无限制的扩张。而权力的扩张，首遭其害的就是人权。因此，在历史上，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最初动因，就是通过法律规范和控制权力，以保障人权。实际上，"继霍布斯之后的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所讲的''法治''是有目的、有价值观念的，其目的就是保障''个人自由''。"〔16〕
由此可见，法治并非法律、法规的简单累积，而是有着特定价值追求的社会组织模式。正是这种价值追求，不仅使法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而且使"法律由手段上升而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至高主宰。它不仅支配着每一个个人，而且统治着整个社会，把全部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到一个非人格化的框架中去。"〔17〕然而，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却有赖于
宪法的至上权威。
在法律体系中，
宪法对民主和人权的规定最为系统全面。一般说来，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民主和人权应该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制实践，然而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明确规定的则是
宪法。尽管在内容上，
宪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中心主要还在民主和人权。具体地说，各国宪法不仅确认人民主权原则，从而明确了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法律地位，而且从两方面使这一原则具体化：一是通过组织国家机关体系，并赋予其职权范围，规定其职权行使的方式和程序，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有了完备的服务系统；二是通过规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公民能够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有效地监督自己的公仆。因此，如果
宪法不能树立起应有权威，
宪法的内容不能真正贯彻于实际生活，作为法治生命的民主和人权就会付诸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