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非法拘禁”也有可能产生法律上的歧义。关键在于，这里的“非法”指的是什么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还是包括法规规章在内的广义的法。我国行政处罚法和
立法法都已经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排除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各种“法”限制人自由的权力。因此，相应地，
宪法中也应当明确只有法律才可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有通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才可以限制人身自由。
我们提出限制人身自由应当通过法律设定的正当程序。从这条修改建议出发，诸如劳动教养制度、各地带有人身强制的“接待”上访制度都不是法律设定的，因而是违宪的。法治国家应当尽可能把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权力归由法院行使。为加强人身自由的
宪法保障，有必要恢复并发扬民国时代之“保护状“制度。也即除了明确已经明确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原则之外，还需要发展出另一项原则：只有法院才最终能够做出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任何其它机构均无此项权力。
五、
宪法增加一条：
任何遭到指控的人，均享有由独立的法庭予以公开、公正而及时之审判的权利。任何遭到指控的人，均享有本人及委托代理人 进行辩护的权利。 3 、非经法院裁决，任何人不得被确定有罪。 任何人不应因已遵照法律被终审裁定无罪或有罪的犯罪行为，而在刑事诉讼中再次被审判或惩罚。
注释：明确提出被指控的公民享有获得公正审判、辩护权、无罪认定、一罪不二诉的权利。
理由：本条旨在维护司法独立性，确保公民在遭到指控，尤其是国家指控时，其自由、尊严和权利获得充分的保障。
第一款是公正审判条款。首先，司法机关应当是独立的，法官必须独立进行审判，其审判活动不受任何机构、包括本法院内任何机构的影响。其次，审判应当是公开进行的。这种公开并不是指对社会公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法庭旁听，而主要是指对所有当事人应当是公开的。第三，审判应当是公正的。主要的判断标准是：类似的案件应当获得类似的裁决。第四，审判应当是及时的。法院不得无故拖延。
第二款为辩护权。 每个人都应在法庭上对对方的指控由本人或其代理人给予答辩。辩护权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得到律师帮助或代理的权利。那些缺乏足够资源的人，应可获得法律援助，只要这种法律援助系为确保其有效地获得正义所必需者。
第三款为无罪认定原则，因此，任何一个遭到指控的人，均有向法院提出保释的权利。而且明确提出，只有法院能够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其它任何机关均无这种权利。
第四款为一罪不二诉条款，旨在约束国家机关的行为。
六、
宪法增加一条：
禁止刑讯逼供，禁止酷刑等一切违背人道的处罚，禁止一切方式的人格侮辱。
注释： 本条明确禁止刑讯逼供。
理由： 禁止刑讯逼供、酷刑等是针对中国现实提出来的，也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内容。刑讯逼供虽然在减少，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些被屈打成招的人们成为社会极度不公正的符号，这严重危害司法的权威和社会公正。除了刑讯逼供之外，现实中还存在一些进行人格侮辱的惩罚措施，也应从
宪法上予以禁止，以保障人的尊严。
七、
宪法第
三十六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 。改为
个人与公民拥有宗教和信仰自由，包括在不直接损害他人基本权利、公共秩序 及煽动排他性仇恨 的前提下，以礼拜、戒律、践行等方式表明和传播其宗教和信仰。国家不得强制公民信奉或者不信奉任一宗教或哲学、道德体系，不得歧视公民的宗教和信仰。
注释 ：本条旨在强化对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保障，限制政府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
理由 ：宗教和信仰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之一，一直以来都被看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核心。任何公民都有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或哲学、道德体系的自由，包括父母可以为其未成人子女选择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或信念。对于公民的这种选择，任何人都不得进行强制和干预。在这里尤其强调的是来自国家的干预。
信仰自由必然包括了信仰者从思想到言行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的自由。因此修改稿特意增加了“以礼拜、戒律、践行等方式表明和传播其宗教和信仰的自由”这一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必要诠释，其实这也是前一条公民表达自由的一种自然延伸。任何宗教和信仰都有和平地传播其信念的自由。因此修改稿用目前的表述替代了现行条文“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样含糊的、并将公民宗教自由置于国家审视之下的措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