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这样的动态观点来理解宪政，必须把程序公正作为构成原理的基础，不许法律的宣示者“乱说乱动”，即采取新程序主义宪政观――这就是我的保留条件。
如果说在自然法的时代，规范的正当化是把上帝、造物主或者诸神共同体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原点（the unmoving mover）或终极价值，那么也不妨认为进入自然权时代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变迁日益加速的当今世界，程序网络（更准确地说是把个人按照一定的角色定义进行编排以便进行合理而公正的公共选择的法律程序系统）逐步取代上帝成为对法律的正确性进行判断的根据。如果说自然法是外部根据，那么程序就是具有反思性、超越性的内部根据 25。如果说社会正义更多地强调公道（equity），那么
宪法正义则更多地强调公正（fairness）。这样的特征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改宪动议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程序安排、根本规范的效力由违宪审查程序来保障等现象上看得很清楚。改宪动议――议决规则――规则合宪性的审查――司法规则――司法规则遵从立法――立法遵从议决规则――改宪动议，如此等等周而复始，这显然是一种循环动态。也不妨简化问题状况直截了当地说，程序的结构性特征就是作为交涉和沟通的互动关系的一种新式“圜道”。
固然，提供了审议和决定的程序性条件并没有解决实质内容的问题，作为结果的法律判断还有赖于某种共同体或者民族国家的一般性合意或者历史传统，所以程序不是万能的。但程序越来越成为最基本的价值根据并反过来对实质内容本身也施加深远的影响，这确实是当代世界具有普遍性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由于社会结构的浑沌网络化程度极高，比其他国家具有更迫切的需求。
宪法解释和宪法改正的区别
从周而复始的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宪政体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研究
宪法和行政法的著名学者美浓部达吉对耶利内克（G. Jellineck）的“
宪法变迁”概念的再定义 26。他修正了耶利内克在政治与法律之间关系方面的悲观论，反过来积极肯定国家权力的非正式行为在一定条件下的法源性以及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提出了宪法规范更新和发展的三阶段公式，即∶（１）
宪法条文丧失实效、（２）宪法规范力发生异常（该条文以外的事实具有实效）、（３）
宪法变迁，包括在现行文本框架内的解释以及突破条文的
宪法修正案这两种方法 27。人们通常所说的
宪法变迁主要是通过
宪法解释（包括判例宗旨的阐述评论在内）的变化来实现的，只有在这样的微调机制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才不得不以改变成文的方式来修正
宪法的条款。一方面，从
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政是生生不息的；另一方面，从
宪法文本改订的角度来看，宪政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恒久性――正是在这一动一静之间、在暂行与持续的交替过程中社会渐臻大治。
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根据现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均无权解释
宪法，唯有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享有
宪法的解释权。立法机关怎么解释？它当然只有采取补充或改变
宪法文本的抽象方式来行使
宪法解释权，这样的
宪法解释以及对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限定的合宪化法律解释，即使在最严谨的场合也难免带有某些解释性修改的色彩 28。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区分
宪法修改和
宪法解释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很难在两者当中划出明确的界线。因而考虑在法院之外通过立法机关的
宪法解释来不断地推动
宪法变迁也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
宪法的发展实际上只剩下修改
宪法这一条独木桥，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难免会在文本僵硬与修正案频仍之间进退失据，于是修宪成习而流于轻率的现象也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为了满足具体落实
宪法内容的要求，也有必要承认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
宪法、运用
宪法的权力，进而可以推论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性。对于缺乏外部根据和“金字塔”式法律观的中国社会，司法性机构对成根茎状的多层多样的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程序更是推行宪政的首要条件。在这里，对什么是根本规范的根据之类的关于“顶点”的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处理具体案件的实践适当进行
宪法解释以及对法律规范的合宪化解释这一反复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