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知的正文看，无疑银行是在“提要求”。但债务人在通知正文或回执上签章的行为，则具有多重法律意义：（1）债务人同意银行对欠款事实的描述，“同意”按银行的安排积极归还；（2）对银行的催收表示“知悉”；（3）由于收到银行的催收通知是知悉的前提，债务人的签章行为还具有对收到通知的“证明”作用。
三重意义并存，使得银行“提出要求”的单独行为变成了一个过程——银行与借款人相互意思表示的过程。但这种过程是否必要，即前述多重法律意义是否均为中断诉讼时效所必须，则必须予以清晰的认识。
三、判断催收完成的合理标准
分析第一重意义，实质上已经构成了《
民法通则》第
一百四十条所规定的“（债务人）同意履行”，也就是说，传统催收做法同时满足了法律所要求的“提出要求”和“同意履行”。按照法律规定，“提出要求”本身能够独立导致中断诉讼时效的后果，因此，“债务人签章”的第一重意义为不必要。
分析第二重和第三重意义，涉及民法中意思表示的完成问题。从性质上分析，银行的催收行为属于有相对人的、非对话的意思表示，根据大陆法的原则，这种意思表示在相对人完成受领时成立。
由于受领具有过程性，在相对人受领完成时点问题上，法理上存有四种观点，即：表达主义、发信主义、到达主义和了解主义。四种主义为互斥的理论，因此应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大陆法通过对当事人风险分配的权衡，认为表达主义尚无法判断表意人是否有表示的意欲和效果意思，发信主义实则将传递的风险转嫁给了相对人，而了解主义将意思表示的完成依赖于相对人是否积极知悉，对表意人又过于苛刻。因此，通说采纳了到达主义，以宣示形式到达相对人的支配范围为已足。支配范围则包括相对人的住所、私人信箱、明示的代收授权人、家人、受雇人、同居人等表见代收授权人，一旦意思表示进入这些范围，送达就告完成。1
很显然，对于银行催收的完成，也应采“到达主义”——只要催收通知进入债务人的“支配范围”，即为“到达”，意思表示即告完成，即满足了《
民法通则》第
一百四十条关于“提出要求”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据此，上述第三重意义是判断催收完成的标准。第二重意义因归属于“了解主义”而不应被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