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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法侵入和18世纪文化遗产：首席大法官Taft在Omlstead v. United States案中的意见
在20世纪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对第四修正案的解释所关注的不是那些一般性的考虑，而在于对Entick及类似案件中在评估搜查和扣押的责任时所使用的非法侵入标准这一顽固事实。在20世纪的早期，第四修正案被解读为其中暗含着非法侵入的情形，法庭通常所运用的推理逻辑是：第一、政府官员在搜查和扣押中不能违反第四修正案；第二、基于18世纪的判例，只有在政府官员实施了非法侵入时才能认为实施了搜查；第三、因此，如果第四修正案发生了效力，那么政府官员及其代理人就发生了非法侵入。
然后，这就有一种模式坚持个人安全的狭义解释，在这种模式下，第四修正案对那些典型的犯罪侦查方法提供保护，也就是说第四修正案只在政府官员参与了对被告人的人身或财产物理性侵入的情形下才提供保护。但是，当然在这种模式下，第四修正案就不为现代的，没有物理性侵入的情形提供保护。与此有关的第一个案件是Olsmead v. United States，判决发生于1928年。该案的问题是通过监听所获得的被告人的电话录音证据的是否具有可采性。在警察对Olsmead进行调查过程中，Olmstead被怀疑有偷运私酒的犯罪，警察在进入Olmstead家的电话线上安装了窃听器，从而避免了对Olmstead住所和财产的侵入。首席大法官Taft在为法庭多数所撰写的判决意见中将此作为本案的关键事实。他认为“第四修正案，应当根据其在通过时所认为的不合理搜查和扣押来解释。”基于这种最初的假设，Taft在处理该时并没遇到任何困难。“在本案中根本就未发生过搜查，也没有扣押。”“本案证据的获得完全是通过对听觉的利用，仅此而已。”
没有发生搜查？Taft的“无搜查”主张根据警察曾经将安装窃听器作为他们监控被告人行为的手段来看，也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Taft当然是根据其对非法侵入法律的视角来解释第四修正案的语词。他认为，第四修正案的条文只物质性物体，“第四修正案只为那些可触知的、能被物理性侵入的物体——一个人的住所、人身、文件和财产，而不是谈话提供保护。”第四修正案所制裁的是专制政府对个人对某一特定物体的控制权的非法干预。因为在Olmstead案中没有任何受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物被侵害，所以第四修正案并不适用于该案。
4、Katz v. United States案对非法侵入标准的否定
当代法庭对Taft法官在Olmstead案判决意见的否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答案是：没有。1967年katz案推翻了Olmstead案的判决，明确地将隐私作为第四修正案一个独立的价值范畴予以确立。但是，无论是以Stewart所代表的多数意见还是反对意见都没有给出一个正当理由，为什么Taft法官的判决意见是错误的。或者说，不必要解释第四修正案隐含着隐含着对非法侵入的要求。这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下面首先概括一下Katz案法庭的判决意见，然后，我将根据广义的个人安全概念提出一个推翻Taft法官判决意见的正当理由。
（1）Katz案和法庭对隐私作为第四修正案独立价值范畴的认可
Katz案的争议在于特殊的、未侵入的方式记录电话录音方法的合法性问题。政府官员将一个窃听设备安置在他们所知道的被告将要使用的电话亭上，这样做时，他们确信该设备并未接触到电话亭的顶棚。他们的行为因此满足了非法侵入标准所要求的合法行为方式。但是Katz一案的审判法庭未受此影响，Stewart法官认为“财产不受政府搜查和扣押的假设被破坏了。”政府的电子监控“侵犯了Katz对隐私的合理期待。”对于非法侵入标准，Stewart法官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打发了，他说“事实上，用来获取那些证据的电子设施不是偶然地粘在了电话亭的墙上。”
Stewart法官因此认为第四修正案保护个人隐私独立于保护其他有形物质利益一样。这就是Katz案的核心结论，一个只有在广义上来解释个人安全时才能得出的结论。然而，这一理由并未使该案得到解决，政府进而认为即使其官员确实对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利益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们并未违反第四修正案。政府认为，在他们的官员在安装窃听设施时，他们有合理的根据Katz正在实施违法行为，因而使政府官员的行为变得合理，尽管当时没有获得窃听的司法令状。Stewart法官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他强调“在司法程序之外的搜查，除了少数已经明确并详细描述之例外，根据第四修正案言，其实质是不合理的。”他坚持认为在类似katz案中的电子监听不属于不需要搜查令状的例外。Stewart法官就这样独步一时了与第四修正案之隐私利益有关的两个重要问题。其次，他认为当政府官员在类似Katz案中一样干预个人隐私利益时，他们的行为应当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除非此前他们已经获得了司法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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