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对恐怖主义的侦查对隐私利益有什么影响的话，现在来说还是太早， 我并未将本文的主要部份用于阐述恐怖主义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所带来的后果所引发的问题，而是用来分析前文所概述的主要争论，如警察对普通刑事罪错行为的调查。特别是，我通过两个方面对“人们对警察的隐私期待应弱于对一般人的隐私期待”的观点进行了回应。首先，我赞同这些争论对法庭有关第四修正案对隐私保护的观点进行的精确描述。我认为法庭在其有关隐私利益的判决中用词是模糊的，当用一般的术语来解释时，这些判决似乎使隐私保护就像公众所认为他们相互应当的那样，因此经常提起隐私期待的的意义是“社会准备像人们合理期待的那样承认你的隐私利益”。 而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庭则在一种狭义的范围内，以职业根据来解释隐私的概念。 法庭的意见意味着警察作为对公共信息收集的前线人员，在检查公众所丢弃的垃圾时，其行为是合法的。 进而，警察被制授权予对日常隐私规则的特别豁免权。警察不能有明显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但是一些轻微的介入则是允许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作为一个标准化的问题，对隐私以职业化的根据和普通公众进行区别从
宪法的角度而言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认为法庭根据警醒模式作出了推断，要求人们对他人可能侵入他们的生活保持警醒。警醒模式，我始终认为是不适当的，即使是在侦查恐怖犯罪的过程中。适当的做法应当是对第四修正案的平衡标准根据公共安全的特别紧急情形进行调整，同时对普通公众对隐私的期待予以充分的重视。当我们的行动超出了因恐怖主义所引起的特别问题的范围时，我们会发现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模式对于侦查普通的刑事犯罪是多么的不合适。作为一种控告原则，一旦人们考虑到执法人员对控告信息的欲望和获取能力，警醒模式就是一种特别令人困扰的模式。
我以为，法庭一直以来就对其刚刚确立的那些规则视而不见，一直以来就根本上误解了隐私规范的性质。这些隐私规范不是建立在警醒模式基础上，而应当是建立在对其他人的克制的期待之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们有理由期待其他人出于对确定和保持个体身份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尊重而克制其好奇心。克制的含义就在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隐私的问题：我们为之欢呼是因为隐私使我们维持着一种独立于外界的宁静的生活庇护的期待当法庭说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时，也就意味着其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对克制的实质性程序的关注和对日常生活的隐私规范的的强调，虽然事实上这是根据那些从事探寻个人隐私者所遵循的规范所做出的推断。我认为法庭应当尊重在其标准中所暗含的前提。
本文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考察了第四修正案之隐私原则的发展，后两部份提出了改善当前规则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第一部件 目的在于厘清第四修正案之隐私利益的法学理论的发展、演进轨迹，阐明为什么18世纪的法庭会将隐私保护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法律联系在一起，然后解释为什么对20世纪的法庭来就严格地保持其联系是适当的。第二部份我概要地介绍了对隐私保护的克制模式，并与法庭之警醒模式进行了对比。即使是在出于对恐怖犯罪侦查的需要的背景下，我认为隐私期待，根据克制为理解，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是什么使对恐怖犯罪的警务行为变得不同一般？我认为不是与相一致的隐私利益的重要性，而是对维护公共安全的政府利益的过份强调。最后，我主张明确法庭在涉及一般刑事犯罪行为时有关隐私问题应适用克制模式。不仅在警察实施犯罪嫌疑人监控的情形下，而且在警察侵入私人生活的情形下，如鼓励个人背叛其亲密的朋友。
二、隐私和个人安全，从Entick到Olmstead到Katz
在考虑第四修正案的隐私问题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性的，另一个是解释性的问题必须予以考虑。概念性的问题与“隐私”一词的含义有关，解释性的总理则与第四修正案所涵盖的隐私有关。很明显，概念性的问题具有优先性，在我们理解第四修正案如何保护隐私之前，必须理解当人们谈论隐私一词时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因此我首先从几个有关隐私概念的一些评论切入，然后是对有关第四修正案的解释在这些年的变化进行评论。接着，在我对法庭有关第四修正案之隐私保护的理由提出另一种解释时，我进一步拓展了与此有关的评论。
作为一个临时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隐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指与个人身体有关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则是指与个人生活的主要方面相关的信息问题。这些可以包括一个人希望不将其身体有关的一些，如其小腹上的一块伤疤或其腺上疾病让别人知晓，因此不让人窥见其身体对于控制这些与其个人身体有关的信息传播就变得相当重要。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个人的信息隐私问题，在现代社会，个休通常与其信息所在的空闲上分离，事实上，信息隐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允许人们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流动，同时却使其信息相对于其他人保持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