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刑事司法体制一样，家庭法一直以来也是导致一些革新和改革的实质性批评的焦点所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众多的家庭冲突调解过程中，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作为革新或改革的第一步已经为人所欢迎。我们将对ADR及其对恢复性司法的要求的满足程度作更为详细的考察，在此我们只是简单地概括恢复性司法程序在家庭法语境中可以提供的帮助。基于许多家庭冲突的私密性，在这一背景下力量失衡是个主要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对在家庭冲突中运用ADR持批评意见者关注的是，这些非正式程序偏向有力的一方，以牺牲更为脆弱的一方为代价达成调解协议的程度如何。正如女性主义者对法庭从家庭法中的撤离所做的批评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下，妇女一般而言在交涉中总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无论这是否是他们经济地位、保姆角色的结果，或者是屈从于暴力和威胁的历史，或对未来暴力的恐惧。事实仍然是，当妇女被要求与其丈夫协商时，其结果通常对她们不利。而且，力量失衡还会引起妇女因这一调解过程的本身再将感到受伤害。恢复性司法要求社区支持网络成员介入，而且，这种更一般性与防止类似的不平等有着利害关系的社区的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力量失衡。正是社区支持网络成员的介入将帮助弱者一方，并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代表弱者一方的利益。他们的介入同样意味着冲突的解决不仅是夫妇双方之间的问题，使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某一协议变得更为困难，而且，恢复性司法的目标是恢复一个平等的社会关系，这一目标也不允许这类通过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协议产生。
恢复性司法模式也能够说明情绪在家庭纠纷/冲突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就被法院司法体制所忽视。一个Kingston Ontario的统一家庭法庭法官以“情绪的tupperware”现象来描述家庭冲突的情绪维度的方式，发现了进入那个拒绝承认其存在的体制的方式。参与的各方不是表达他们经受过的情绪方面的痛苦或伤害，或是寻求确认他们对这种关系所作出的贡献，而是和代理人一样地纠缠于物质性的得失。对家庭别墅、喜爱的画或银器的争夺通常和情绪负担一样的沉重。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冲突各方能够确定什么是他们冲突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通过他们自己的话来讲述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他们获得了将他们的情绪问题摆在桌面上的空间，而且，参与各方协商后的解决方案不仅限于财产的处理问题。在这一程序中存在着处理家庭关系的破坏所带来的真正问题和伤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恢复性司法将与冲突的解决有着利害关系的各方带到一起，这一特征也许在家庭法语境中被证明是特别重要。通常家庭冲突不能根据个别的支点进行清楚的区分，家庭部份成员之间的冲突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家庭成员。这在有孩子的夫妻之间的冲突最为明显。恢复性程序是建立在承认个人及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其对冲突及其解决通常采取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思路。
＊国际法
国际法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关注对象，包括从
刑法到贸易规则的所有事项。考察在这一语境下的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可能性将会是对所有的法律范畴的整体考察。也许值得为此举出一个恢复性司法模式在国际法的背景下适用的例子。处理针对人类的犯罪和集体的人权侵犯犯罪一直是自纽纶堡审判以来的对国际力量的挑战。最近在罗马达成的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刑事法庭的协议的理论根源深深地扎根于报应主义的司法理念之中，以致人们认为恢复性司法理念对这一领域毫无影响。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一种对国际刑事审判的替代性措施已经形成——真相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虽然该委员会已经根据不同的对象、要求和权力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最近南非的“真相及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作为这一措施的具体化，就是其在处理过去的集体人权侵犯犯罪时所发展出来的一种严肃的替代性措施的证据。 该南非委员会将被害人、犯罪者和南非社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努力以一种建立在尊重人权基础之上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发生的一切。该南非委员会在这期间听取被害人、犯罪人、社区的经历和体验，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委员会的这一工作，人们能够相互聆听并获得相互的理解。对那些承认其责任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充分的揭示的犯罪者给予特赦，通过这种方式犯罪者得以保持工作的自由，被害者所受到的伤害也得到处理。
当然该委员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例如它曾经努力地根据特赦和补偿，在被害人和犯罪者之间建立一种正式的联系。但是，南非模式为真相委员会作为一种可行的、有效的恢复性司法机制铺平了道路。真相委员会与刑事审判的报应性立场相反，刑事审判关注的是个人及其违法行为，而真相委员会关注的是通过对冲突所引起的损害的处理恢复社会平等。
＊
公司法
Braithwaite曾经认为恢复性司法程序在
公司法语境下是一非常有效的工具，其特别研究了在白领犯罪中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可能性。 他的分析是受那些认为有力的犯罪通常未受到惩罚的批评所推动，他认为很长时期以来对公司犯罪起诉的失败的原因，部份在于起诉的无效果。令人感兴趣的是，Braithwaite注意到针对规则而不是报应的策略可以产生需要的结果。在他对这些完全不同的结果的解释寻求中，Braithwaite确定了规则与报应之间的主要区别，就类似于报应性司法与恢复性司法之间的区别一样。寻求处理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损害的调整性方案和为避免将来类似事件再发生而拟定一个计划。进而恢复性司法要求将所有与此有利害关系的各集中在一起来处理就只是的
公司法语境下就是将其他从事相同或相似产业的公司、及相关的市民组织及支持社团一起纳入问题的解决程序。其结果是，一致达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效果经常超出了直接的犯罪人和被害者双方，而影响到了对所有同类产业的实践规范和调整。
对恢复性司法的挑战
当一方或多方缺席时，恢复是否可能？
对恢复性司法人们必须问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果冲突一方不愿意参加时该如何？我们认为，这是社区在恢复性司法中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地方。虽然恢复罪错行为所破坏的特定关系相当重要，但有是候这种恢复确实是不可能的（立即的或永远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无法进行。重要的是记住虽然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是受犯罪行为所破坏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该犯罪行为所破坏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被害人和犯罪人都是社区的成员，他们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同样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破坏。因此社区在帮助使被害人和犯罪人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孤立状态中重新融入社区的过程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需要澄清的是，社区在恢复中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在犯罪者与被害人双方不能或不准备与对方会面的情形下，它既可以作为传话者（go between）也可以作为调停人。在一方拒绝参加的情形下，社区也可以尽可能地适应恢复社会关系利益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