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前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即革命的成败在基层组织建设。如今“后革命”时代问题变了，是官员缺乏纪律，难以监督。形式平等的法律成了他们的枪手、借口和挡箭牌。因此就政法策略而言，“官告民”其实是“民告官”行政诉讼制度的补充，两头钳紧，叫你动弹不得，这么一个精巧的设计。所以才有源源不断的上访大军，还有悲愤的自杀。是的，自杀的管制和归类解说(合法非法、革命反动等等)最能体现政法策略的权力部署，历来如此。你看看那些上访者自杀的地点就知道了。
汪：在您看来，中国民法引入“公共人物”的困难不在法律知识的匮乏或权利意识的软弱，而在于如何重新界定官员的政治责任，以及对公民参与公共辩论的政治和伦理意义的重新审视。“其核心，则是言论，尤其批评言论的政治地位和
宪法待遇、批评者及批评对象双方的政治责任的重建......宪政重建。”您对法治话语一般是采取批判立场的，最能凸显您的立场的莫过于那句话，“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可是，您的上述主张还是流露出一种法治建设论者的思路：审视现有宪政框架，思考重建的可能。倘如此，在公民参与不发达，民主实践限于基层、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精英主导的宪政重建不成为政府官员、经济寡头和知识精英的垄断的合法分赃呢？
冯：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俄国已经开了先例。基辛格博士说过，作为历史学者，他对人类社会总体上持悲观的看法；虽然作为政治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他必须抱乐观的期待----他们那一代精英，例如打越南战争的才子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勤于读书的不少，跟美国政界现在的风气大不一样----我深有同感。说到底，给《
宪法》装几颗“牙齿”，让它直接间接地进入诉讼，建立一个违宪审查办公室或委员会什么的，历史地看，都不是难事。产权复辟，资本再临，“原始积累”顺利完成之后，自然需要落实宪政或《
宪法》对有产者的允诺。这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左邻右舍在内的通例，没有技术秘密。有的只是五十步对一百步的嘲笑和指责，“曲线救国”跟“休克疗法”之间的口水仗。所以我强调了重建社会政治生态的艰巨性：当“分赃”大局已定，法条变为具文之时(详见本刊八月号拙文《我是呆账我怕谁》)，我们怎样开展批判，如何打破资本同权势“强强联手”对言论和媒体的控制、引诱与收买，从而让官员和公共人物负起政治与伦理责任。具体到“官告民”和“民告官”案件中，便是此责任向举证责任及其他诉辨要件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