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还是那句老话：读书无禁区。不要小看孩子，起码小学三年级开始，有比大人还懂事的；感觉敏锐，会思考问题，看法独到，比父母高明。“旧约”是基督教的说法，有贬抑犹太教为“旧教”的意思。所以西方学界通称“希伯来语《圣经》”，只在专指基督教《圣经》时，才说“旧约”与“新约”。我依从这个学术惯例。希伯来语《圣经》的内容和文学类型包罗万象，从律法神谕、部族历史、箴言布道文到诗歌传奇，应有尽有。语言风格我曾用八个字概括：“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见《不上书架的书》)。这样的文字中国没有，包括和合本等旧译在内；所以我译经，也是为了丰富中文的思想表达。当然，如同其他古典文献，《圣经》有不少深奥难懂的地方。如果觉得律法、神谕艰深，族谱或布道文枯燥，跳过去就是了。我们大人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不也是这样？
　　
　　彭：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国内专门研究《圣经》的学者似乎并不多。您了解国内《圣经》研究的现状吗？
　　
　　冯：我出国二十年了，回国主要同法律界交流，不太了解国内的《圣经》研究。好像从前朱维之先生写过希伯来文学史，书名忘了。金陵神学院和一些大学的宗教系、外语系有《圣经》课程；我认识两位请去教课的美国神学教授，听他们谈过见闻。受中、以建交，文化交流和商业需求推动，北大东语系开了希伯来语专业，并请了外教，培养语言人才。宗教界我熟悉的是华东师大已故的徐怀启先生。徐先生解放前做过圣约翰的牧师，精通古典语言和经文教义，名望极高。可惜辞世早，未能完成他的《基督教史》。遗稿整理成《古代基督教史》出版，是先父作的序。我现在还时常查阅。他原来还计划翻译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和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也被迫放弃了。那样博学的神学家，现在再没有了。
　　
　　彭：您说过，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一次是佛经，一次是马列著作。而《圣经》在西方语言中也有相似的地位。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否希望自己的《圣经》译注，也对中文产生像佛经和马列著作翻译那样大的影响？
　　
　　冯：绝对不敢。一个人哪会有那个能耐。尽力而为吧，争取对读者和同道有个交代，经得起时间的甄别。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原创方面，上半叶成就高，因为有鲁迅；现在骂他或造他一个谣言也能出名卖个钱。下半叶虽然也有少数不错的，但放在文学史的长河里看，就不值一提了。除非玩时髦理论，在大学混饭吃，不会费劲去评论。翻译则不同，一百年成果斐然；人才之众，领域之宽，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就西文六大语种，英、法、德、意、西、俄而言，大体上法国文学的翻译最为杰出。例如傅雷先生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李丹/方于先生的《悲惨世界》，我想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了。不但语言优美，译者的艺术气质乃至人格理想都与原著契合无间。我是在乡下啃了法语原著，文革结束才读傅雷、李丹/方于的。那真是了不起的创作(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从此懂得了什么叫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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