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国：
感谢余教授的发言。回想往事无限感慨，由于时间关系，我想我们的讨论时间就要压缩了。我手里有三本书，一个叫《新中国民法草案总览》，收集了前三次民法起草的一部分文件，一共150万字，大家如果想了解前三次民法典起草的文字成果，可以看看这本书，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前我们能见其文不能见其人，今天台上是我们能见到的，另外还有一些不在台上甚至已经离开我们的，请各位教授讲一讲在你们参加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最难忘的三个人。
金平：
我在参加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最难忘两位老师，一位是北大的孙亚明同志，是我们的老所长，我参加3次起草工作都是他直接领导的。这位老师的资格是非常老的，30年代就参加了工作，这样的老资格参加我们的工作那是真正的和我们打成一片，工作在一起。他说跟我们一起商谈，就等于和年轻人沟通。另外我们第一次到东北去调查时，响应党的号召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作为干部和我们一样深入农民家庭，吃的很清苦，他的作风来值得我们学习，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很怀念他。第二位是林诚毅教授，四川大学的老教授，后来调到东大去了，他对外国或者台湾的民法典那真是了解的太清楚了，你不管问哪一个，他都很清楚。问他什么都能回答出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另外从经济上，有一次请他到我们学校来讲课，我们想给他一点微薄的报酬，他一分钱不要。从工作上，1981年我们开会我去探望他，他只穿着背心，满头大汗，桌子上有一大堆民法典草稿，趴在那改东西，老人非常值得我们怀念，我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江平：
我觉得我们民法典起草50年，可以说跟领导紧密地把握方向有关，完全的按照领导意志立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领导好的，但确实许多是败也萧何，包括指导方针，具体的条文，甚至是选择的人员都经过领导的认可。这个意义上，我怀念谢怀栻教授，他虽然始终未参加民法的起草工作，如果他能参加，他所拥有的学识肯定会更加迸发出光彩，可惜他始终没有参加，但后来有些立法征求意见，他也功劳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怀念这位没有参加立法工作的人。
魏振瀛：
我怀念沈亚平同志，他是一个资格很老地位很高的专家，他在民法的起草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不辞辛苦，平易近人，考虑大家的意见，我们经常开座谈会，那么多人他在门口一一握手。后来他去世的时候，还不举办任何仪式，我们都不知道，过了很久才知道。另一位是林恒源先生，解放前是律师，他在民法的制定过程中，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坚持诉讼时效千万不要叫消灭时效，这一点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第三位是佟柔教授，最值得我们敬佩。一生坚持学习和研究，坚持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他在这一点上下了苦功夫，应该说佟柔教授为
民法通则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我不是怀念而是特别尊敬在座的江平和不在座的王家福教授，他们两位是从苏联回国的专家，知识非常渊博，水平很高，但是他们在整个工作中非常谦虚，起草过程当中合作的非常好，佟柔教授解放前没有念过大学，从学问上知识面上远远不如这两位教授，但是这两位教授非常尊重他，所以我们老一辈教授互相尊重互相合作那种非常好的气氛下，为
民法通则作出了贡献。我就讲到这。
余能斌：
我有同样的感受，杨雪峰教授，应该说是德高望重，是典范，他虽然地位很高，非常平易近人，我当时已经40多岁了，但他把我当作年轻人非常关心。刚才江老师提到的谢老，他是未参加民法的起草，但对中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对中国民法的发展功不可没。我今天特别表述一下，他是我的未记名的导师，因为他因为客观原因和家属不在一起，我们两个单身汉晚上经常一起聊天，我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张佩霖老师，特别稳重，而且脑子特别好，记住的资料特别详尽。有一次我们讨论五保户的遗产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我有一些说话过激的地方，他对这个问题毫不在意。之后仍对我非常关心。像现在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包括我自己对于年轻人对我提的意见，虽然不会怎么样，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像他这样的虚怀若谷的前辈兄长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王卫国：
我看了一组数字，法国民法典从起草到出台经过四个月，苏俄民法典起草四年，德日民法典20多年，20世纪的荷兰民法典45年。我想问问各位嘉宾觉得中国民法典出台还需要多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