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2年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国家开始制定民事立法，最早是强调学苏联，当然一直强调要调查研究，确实在调查研究，但很多立法规范是学苏联。60年代讲经济，学西方国家的经济，苏联的完全抛弃。到1982年以后我们开始学欧洲，后来又主张向英美法国家学习。所以看这些年的摸索，我们向任何国家都学习过，也想搞一个自己的完全中国特色的东西。半个月前有一个《南方周末》报的记者打电话来，说你不要忘记了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年是法国民法典颁布200周年，作为你们民法学者怎么没人庆祝纪念啊？我想1804年到现在不整整200年嘛，我就说你有没有查过法国民法典是在哪年哪月颁布的，他说是3月份，可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4月了。法国民法典200年纪念，它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一百年我们还纪念了，有人写文章。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法国民法典现在是纪念它200年，前几年庆祝德国、日本民法典100年。今天我们隆重纪念的五十年是起草五十年，要是颁布五十年还好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落后了。但这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尽管是五十年，但是才刚刚起草，这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深思的东西。我就讲这些。
王卫国：
请魏教授发表他的感想。
魏振瀛：
很高兴参加今天晚上的中国民法典论坛。从建国到现在四次起草民法典，金教授参加了前三次，我参加了后三次，中间参加了
民法通则的起草，江教授也参加了
民法通则的起草，关于这次起草他一句话没说，我想补充几句。1962年我参加民法起草到现在是42年，这42年我最深刻的是两大难。一大难是我晋升教授难，1962年我在北大法律系任教，当时是助教，评职称工作停顿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评定工作，我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最后晋升到教授，前后经历了29年，可以说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第二难是民法起草难，从1962年到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出来，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再到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讨论，经历了三次。如果说1954年起草民法开始，至今整整半个世纪了，到现在只见民法草案，不见民法典，真是难。前几年北大法学院有三位本科生为筹备北京大学法学院建院50周年采访我，说我是新中国民法的权威，我说我是新中国民法的学术活动的配合者，我经历了三次民法的起草，还参加
民法通则的起草，这个过程既是我学习民法的过程，也是探求我国新中国民法的过程。参加这个盛会，我想讲一些参加民法起草的一些情况和体会，给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包括教师增加一些改进的机会。
我现在讲一下后三次民法的起草。1962年起草民法，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经济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小平同志施行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整顿经济秩序，当时中央领导对起草也重视，毛泽东主席说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不仅
刑法要搞，民法也要搞。第二次起草（1962年）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开始的。这次起草我的体会有三点：第一点，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总结经验，因为当时我们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双重压力下，强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因此不仅西方民法典不借鉴，连苏联的民法典实际上也被否定了。总结自己的经验，怎么总结？一是国家政策，二是实际部门的规章和经验。我记的当时开座谈会，请实际部门的同志来讲这些年的经验教训，该草案是没有参照其它国家的民法典，在这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点，在内容上突出保护公有制，强调按国家计划办事。这两方面我讲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继承是不是属于民法典范围。原来起草的时候有一章，又作了修改，后来砍掉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砍掉的时候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座的金平同志提出应当保留，不能把它砍掉，当时主持工作的沈亚明同志是全国人大办公厅法律室主任，他说有个年轻人结婚，他的家里有5万块钱，那时5万块不得了，他说这样对年轻人有什么好处，不利于鼓励年轻人，不利于年轻人发展。因为当时和苏联矛盾公开化，批判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个年轻人什么都没干，就有5万块钱，这样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吗？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1963年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认为，我们党内也有资本主义，所以把继承这一章砍掉了。但也没有完全砍掉，在个人所有制这部分有一条规定，死者遗产根据法律由配偶父母子女继承，这是强调严格按照国家立法办事，这是有教训的。在大跃进时，一次请甘肃省一个作经济工作的人做报告，他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他当时说兴修水利，引水上山，但我们破除迷信，不是先设计好了再干，我们是边坍塌边设计边干，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特别强调按照国家经济计划办事，是无法无天，乱来了。关于基本建设特别强调按照法律办事，这是规律。第三点就是，在民法条文上强调自己创造，不讲法人、企业、自然人，传统的民法概念物权、债权都没有，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次民法草案稿是我们民法立法史的标志，它反映了我们对前几年无法无天状况的否定，也反应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法制观念。可是这绝好的法制观念不久就被激烈的政治运动封了，最后这个世界上只是存留了一个历史的档案，这是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