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我同意了，出于以下几种考虑：第一，原先我说过，虽然法国、葡萄牙、波兰、菲律宾等国家，在民法典之外独立搞知识产权法典，可法工委说我们如果也要搞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过十年、二十年甭想，因为知识产权体系已经较完善了，如果这次不与民法典一起起草，不借光、不搭车，就没你的事了。第二，我觉得有这么个机会，有可能借民法典制定的机会，把我们的“积货”赛上。搭上没坏处。过去在修正知识产权那些单行法时，我们争了很久。第三，最重要的是，使整个民法典的立法者千万别忘了知识产权，在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抽象出一些真正该抽象的东西。因此我同意了。
在这次起草的条文里，其中有几条，人家说这根本不是你知识产权里特有的。我说不是知识产权特有的，为什么过去你没有，你早就该规定进去了。比如，民法应该接受排除危险的责任方式，实际上就是排除即发侵权，侵权还没有发生就可以把它定为侵权并制止它，让危险人负停止侵害责任。但是，侵权教科书说，侵权有四要件，其中一个是必须有实际损失，这样，传统民法就不可能接受这种责任方式，都还没有开始侵权，没有发生实际损失，怎么就发生责任了呢？但知识产权首先接受了它，我们写到了知识产权法。若大家认为它不是知识产权特有的，那好，写到物权篇、民法总则也行，只要把这些写进去，知识产权法不写进去也没问题，我要得就是这个东西。
民事诉讼法里有诉前保存，人家讲诉前保存也不完全是你知识产权的，海上碰撞等也都有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说的要抽象出一些能够包容大家的规则，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民法都提高了一层，能把过去没有包容的那些特殊的东西包容进来。
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仍旧可能像俄罗斯荷兰一样，而不太可能像意大利一样，为什么呢？意大利民法典是在一九四几年出的，比较过时了。不过时的，是欧洲最新的民法典，荷兰民法典，而且荷兰是学德国民法学得最好的。我认为德国法的创造在于它的法律行为，它从债权里抽象出债权行为，从物权里面抽象出物权行为，从继承里面抽象出继承行为，放在总则里，否则，它的总则没有实际含义。这是真正的德国民法，咱们不太可能学的，抽象不到那个程度，而且现在实际上也没学。荷兰学德国民法学得最透，但荷兰也未把知识产权法完全放进去。俄国民法典原先预定，知识产权法要放在第三部分，但到现在第三部分也没有放进来。荷兰那个已经决定不放进来，俄国还未决定，但我想可能永远放不进去。
所以，尽管我同意将知识产权放进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知识产权界的很多人也都同意，但是它最后还是很可能放不进来，原因就在于它太特殊。那么说了半天我不是绕了一个圈吗？当然不是，因为即使不能将知识产权作为单独编放进来，能够从中抽象出一些东西，作为民法的一般原则放在民法典里面也没有任何坏处，所以还要继续起草下去，继续研究下去，而且若干年后，即使民法典最终没有把知识产权放进去，我想到了总结时，大家也会同意当初民法典的起草者决定起草这一编是十分英明的，因为我们不是走了一个圆圈，而是走了一个螺旋结构，矛盾中的否定之否定，我们上升了。（笑声，掌声）。大家不要觉得我说得很玄，不是很玄。很多学者谈起知识产权，都觉得是一种无奈，放进去吧，知识产权太特殊，不放吧，它又是民法的，包括利明等等都说，放进去吧。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无奈，它正好是矛盾的现实。矛盾现实最后发展的结果，将有利于整个民法典的形成，使得一个能够包容知识产权的民法典能够产生，而知识产权编能否进去反倒不重要了。谢谢大家！
费安玲：感谢郑成思教授的精彩演讲。郑教授非常直率，而且别看他比较身单力薄，他的演讲像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力，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挡在知识产权前面的那些障碍，审视一下知识产权应当在民法典中占有的地位。我想通过刚才大家的掌声，郑教授应感欣慰的是，在座的各位当中可能有不少人是郑教授的支持者。下面有请费宗祎教授发表他的演讲，费老对民法典的体系有他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可能与郑教授有所不同。
费宗祎：在三位主讲人中我年级最大，学历最低，学问最小。前面二位一位讲了物权法，一位讲了知识产权法，我们在起草小组中经常接触，有些观点我们是差不多相同的，因此在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本身我就不想讲更多。我想讲讲民法典起草的一些问题，可能我的观点有些另类，在民法起草小组中我也是属于另类，有的意见在网上已经受到了批判。
我想起草民法典有这么几个问题要考虑，第一个，我们现在需不需要起草一个民法典？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起草一个民法典？第三个问题是，起草一个什么样的民法典？（掌声）大家不要鼓掌，其实我的意见并非你们想象的那样。
需不需要？需要。（笑声）起草民法典，那是肯定需要的。这次江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讲了，我国现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需要有一部民法典来调整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与人、人与财产的关系。据我所知，我们国家起草民法典，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记得解放后初期有一位教授，很有名的法学教授，陈炳昆（音），当时就向中央提出来说，我可以起草一部民法典，给我一个礼拜我就能起草出来。（笑）后来有个领导说，这个人太狂妄，太书生气，起草的肯定都是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要。我记得，民法典60年代起草过一次，70年代又起草过一次，但都是计划经济时期。1979、1980年以后，先后进行了民法三稿、四稿的起草，我和在座的家福同志还有崔洪夫教授一起参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