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解决陌生人社会比较有效的工具，熟人之间则不大容易诉诸法律。一旦诉诸法律，意味着熟人间的关系开始疏远，或者准备中断，准备成为“陌生人”。可想见，我现在向陈院长借一千块钱陈院长不让我写借条就可能把钱借给我，但我要借较多的钱，或陈院长不了解我的话，她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让我写借条，她也许会说不用写借条了，但我写的时候她不会阻拦我（笑声）。这是人之常情，你会借钱给同学，但不会借钱给陌生人，另外一个系或另外一个大学的人找你借钱，就算你善心，你也会让写个借条。但熟人之间，比如我问我哥哥，或其他同事借钱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此，关系、距离越远，合同一定就越多。大家讲农村没有法，实际上农村不需要这个东西。农民没钱没米，为50斤米写个借条，立个合同还要公证一下，这是不行的。夫妻之间闹矛盾，一旦要上法庭，一定是他们夫妻关系要中断了。当然也可能有象征性威胁的，做丈夫的成天在外喝酒、打麻将，晚上也不大回家，做妻子的威胁说我要跟你离婚，那是威胁(笑声)，但这也表明关系开始疏远。一旦需要找法庭，找其他解决，一定意味着关系开始破裂，关系在拉远。
　　传统社会当中不大需要法律，只有在陌生人社会中才会需要法律。因此《秋菊打官司》可以说是讲了农民要保留什么样的解决纠纷的能力？国家提供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不是对农民合适？这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法院设在哪？电影中，秋菊一趟趟往城里跑；并且每次进城的时候，都要把家中的干辣椒拿一些到集市上换了钱做路费，这都表明诉讼是需要成本的。成本一方面是货币的形式，要卖了辣椒换钱去打官司；时间也是成本的一个方面。秋菊是在冬天，而不是夏天，去打官司的，这也是实际降低诉讼成本，机会成本，的一种办法。
　　由于这个成本的因素，国家，即使是现代法制也不可能把所有纠纷垄断在手里。作为一个法律人需要时时刻刻注意，如果把所有案件纠纷都放到法官手上来解决，社会就会有其他一些问题，不仅国家要花很多钱，成本很高，而且有些纠纷解决老百姓也未必喜欢，产品不对路，效率不高，更重要是，纠纷解决没有了竞争，国家垄断了，还容易产生腐败。
　　因此国家和民间解决纠纷的边际定在何处？这个问题很大。从根本上看，与经济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关系密切。因此，在司法中立案标准的问题，什么样的纠纷应当由国家来管，什么样的纠纷国家不管或少管，让民间自己去解决，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社会长期实践试错之后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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