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遗赠案随想[1]
王 轶
【全文】
我们许多最重要的判断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出的，即你不可能指望具有完全理性力量的、有良心的人们，即使在自由讨论之后，都能达到同样结论。
――――罗尔斯[2]
〔案情简介[3]〕
蒋某与黄某于1963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并收养有一子。1990年7月，蒋某继承父母遗产而取得面积为51平方米的房屋一套。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拆迁单位将一套面积为77、2平方米的住房安置给了蒋某，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继承所得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双方约定在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某负担。2001年春节，黄某、蒋某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2001年初，黄某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总额为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某，其中包括出售前述房屋所获款的一半即4万元，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等。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黄某的遗体火化前，张某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当着蒋某的面宣布了黄某留下的遗嘱。当日下午，张某以蒋某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纳溪区法院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
〔案例评析〕
由于媒体的关注，泸州遗赠案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4] 尽管本案有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的地方很多，但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关注的焦点无一例外集中在：遗嘱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从而是否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为了使本文的讨论具有针对性，笔者也将笔墨着力于此。
一、对已有讨论的分析
目前的讨论，对于纳溪区法院和泸州市中级法院的判决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好，有力地震慑了企图成为‘第三者’的人，端正了民风”；另种意见则是“法庭是慑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才那样判案。法庭置《
继承法》的明确法律条文于不顾，仅用‘道德’二字就判原告败诉，令人不可理解”。[5]笔者不想简单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任何事情上，表明态度本身并不难，难的是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表态，对于法律问题尤其如此。在我看来，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说服的工具，以法律为职业更要讲究“论之有道”。（引申一点，所谓“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让法律在社会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为最为有力〔有理〕的说服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