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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舆论所倡导的这种法院职能特色以及行使职权方式的官方定 位又在1952年全国广泛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大大强化。“本质上 的不同”演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其必然结果便是，凡是被视为与 “旧司法”相关联的制度要素均“去之如脱敝屣”；群众路线、调查 研究、积极主动地打击犯罪和处理纠纷以及通过司法权的行使在更广 泛的层面上对于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等等，都成为法院基本的工作 风格和目标。直到今天，上述原则和实践的正当性仍是确定的和很少 受到质疑的。对于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实际运作稍有体验的人都会对这 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由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主办的报纸《人民 法院报》所表彰的这样的事例：11 长春市中院组织的第三届春耕生产法律服务月活动近日在长春市 两级法院全面展开，审判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走访农民，宣传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法律，开展法律咨询，调查摸底，主动 收案，调处纠纷，开展公开审判，严惩破坏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 分子，促进了春耕生产，受到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欢迎。
除了这类超越司法权限、不以纠纷的存在为行使司法权的前提， 从事各种非司法工作的大量事例之外，法院在诉讼的处理过程中，过 于主动和积极地行使其权力，是我们司法制度运作的又一个特色。无 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院都可以不受诉讼当事人所提出主 张的限制作出裁判；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 件事实，可以主动地对于相关事实开展调查，制作证据；法官与当事 人之间的联系几乎缺乏任何形式的约束；法院判决的执行由法院自己 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来进行。更有甚者，法院不待当事人提起，主动要 求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事例在近年来的报章上也屡屡出现，而且还是作 为正面范例加以表彰的：12 华容县法院的干警们一贯恪守“案子有了结，服务无止境”的宗 旨，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在经济审判中既当“包公”，又当“红娘”。 ……县造纸厂多年来积累的债权涉及 282家单位，总额达1500万元。 资金严重短缺，使生产连年滑坡，变成了特困企业。今年初，法院主 动上门揽案，抽调精干力量一头扎进该厂。干警们连续奋战 100多个 日日夜夜，找遍了12个省市的 200多个债务人，运用诉讼和非诉讼手 段收回债款 462万元，使这个厂恢复了生机。县委书记听了该厂的汇 报后激动地说，“这就是服务，这就是效益。”
回顾我国法院数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法院（也 包括其他行业）总是扮演着这种服务的角色——为不同时期不同的“ 中心工作”服务。处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法院司法活动的导向自 然不可能不受到特定时代流行价值和舆论气候的影响。但是，从建设 法治国家的角度讲，法院毕竟是解决纠纷的主导机构，它也完全应该 通过司法活动而成为多元社会中富于影响力的一种机构。所谓影响力， 无非是一种能够自主地与其他社会力量进行交涉的能力。交涉能力的 增强当然未必可以保证法院积极地追求正义的目标，但缺乏这种能力 的司法体系却注定无法得到充分的支持资源，无法有效地调整社会关 系，也难以通过司法和法律解释而发展法律和法学。即便是目标定位 很好，也只能是力不从心了。
在我国，由于近代型的司法制度创立未久，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程 度相当低，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职业意识、行业规范、伦理准则以及行 为方式均没有配套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界无从以组织化的力量， 依据司法职业的行为准则，通过行业本身应有的运作方式，富于成效 地开展自己的活动。人们往往强调现代型社会中分工的重要性，但是， 社会分工并不只是把人们分类划群，派作不同的活计；更高层次的社 会分工在分别职业的同时也分别职业意识和行业准则，分别行为方式。 由于这样的社会分工观念在我们这里没有确立，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动， 各行各业都在为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争夺有限资源的时候，混乱便不 可避免了。我们看到，至少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我国法院积极司法的 行为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动因，那就是力求通过扩大管辖事务的范 围，以主动积极的活动方式，从而力争自身地位的提高和利益的最大 化。司法经费由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由同级政府机构的财政 部门拨给的做法更是雪上加霜，所谓“创收”即在政府拨款之外开拓 财源，以弥补常规拨款的缺口，解决法院人员的福利，成为各级法院 院长副院长们最感头痛的难题。13
从更大的范围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身旁总有“列强”的 反衬，富国强兵不可避免地被举国上下作为一个追求目标，于是便愈 来愈成为一种中央动员型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靠中央权力动 员各种资源实现富强不失为一种捷径，不过，人们在强调中央动员的 效率和优势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它对于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抑制，政治 权力与道德权力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公民自由空间的失却，以及社会 应有的分工在这种动员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此外，由于缺乏不同 利益之间的程序性交涉，有助于减少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因素 的各种制度终于不容易形成。所有这些，对于市场经济的开展无疑是 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主张的法院履行职能的非行政化，用意便不仅 仅在于法院或法官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实在是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过程中，司法体系能够承担更为重大的变革社会秩序的使命。 当然，法院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便是法官的行为方式，我们有必要进人 法院内部，探索影响法官行为的管理制度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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