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指人人生而相同。并不是指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应该具备相同的智力、家庭环境和可得的财产份额。人人生而平等，是指每个人都应具有发展自己的智力，改善自己的家庭环境和可得的财产份额的机会。那种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指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应该由政府把他们从父母的手中夺走，放在一条平等的起跑线旁，人为地制造一种平等的竞争条件，事实上将剥夺上一代人的自由，即限制父母为自己的子女创造更好的起跑条件，不管是身体、智力还是财富上的；而且这样一种措施如果执行下去，也会剥夺每一代人的这种自由，因为今天的子女，就是明天的父母。今天的穷孩子，可能就是明天的富翁，要求政府通过转移支付、遗产税或者废除继承制度来制造一种人为的平等，意味着要以未来无数代人的自由为代价，以获得此世的平等，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毁灭文明的力量。
如果结果不光来自平等竞争规则下个人的努力，还与一些人力无法控制、无法预测、也无法避免的的机遇有关，那么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不排除在与此相关的领域对人做出一些区分，予以不同待遇。比如，基于基因的智力和肢体缺陷，是人类作为动物中的一个种群，所无法彻底避免的，这种命运到底降临到那个不幸的家庭身上，完全是一个概率事件，那么对这样的家庭和人们给予特殊待遇，并不算违反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在这种不幸的机遇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特殊待遇，其实是对人类不可知的自然不幸的一种保险。但是，这种待遇的范围并不能扩大到任何领域，比如，肢体的缺陷，并不影响对理论物理学的思考，像斯蒂芬·霍金的例子。
只有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在保持法律下的自由不被摧毁的同时，而能够确保的一种平等。那些对结果的平等孜孜以求的人们，往往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的一些人，或者是他们的比较优势，被不自由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压抑不能发挥的一些人，而并不都是像霍姆斯或哈耶克所猜测的那样，是出于对他人的嫉妒（哈耶克，1960，第6章）。只有一种不但允许人们自由行动、而且有助于人们扩展自由行动的范围的法律，才能是这些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而对结果平等的法律强迫，却最终会毁灭这种自由文明的创造力。
六、作为多数决定的民主只能是一种工具，而并不是一种目的或绝对价值
参考《自由秩序原理》第7章，“多数统治”，《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自由人的政治秩序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这样一种要求，即所有的人在造法的方面也都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力。这乃是传统自由主义与民族运动的交汇点。但是，两者的主要关注仍有差异。自由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对一切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进行限制，而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则只知道以一种方式限制政府，即当下盛行的多数意见。如果我们指出这两种思想的对立面，那么它们间的差异便会极为明显的凸现出来：对于民主政制而言，它的对立面是威权政府，而对于自由主义来讲，它的对立面是全权主义。这两种政治体制都未必会排除另一者的对立面：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权全新权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哈耶克，1960：125-126）。
“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而且对它的评判也必须根据其所达致的成就来进行。民主很可能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由多数投票决定的事项越多越可欲，然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的决定的问题，当在范围上加以明确的限制。”（哈耶克，1960：129）
民主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和平更换掌权者的方式，以防止政权的暴力更迭对对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侵害。在民主制度下，当选者认识到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会减少自己下次当选的可能性，才会限制自己的权力。但在民主制度下，当权者为了讨好某些选民和利益集团，也会通过牺牲一些选民的利益来满足其他选民的利益，或者通过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满足当前的选民团体，这就是所谓“多数的暴政”和“赤字中的民主”。联邦党人试图通过成文
宪法分权来限制民主的弊端。分权首先体现在选民和政府之间，也就是通过
宪法明确授予政府的不同分支以不同的权力，在州和联邦的层次上都是如此。为明确授予政府的权力为人民和各州所保留。政府的各个分支的产生通过各种限制权力的混合方式进行，而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比如总统由全民直选加选举人选举，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但由参院批准。总统对议会的法令有否决权，参院议员的名额各州相同，而中院议员的名额按照各州的人口确定。法院对议会通过的法律有违宪审查权，议会任命的独立检察官对总统可以弹劾总统，等等。限制民主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方式，是通过权力的分立、竞争、制约和平衡，“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联邦党人文集》），而作为多数决定的民主只是用野心对抗野心的一种方式。
七、法与立法的二元观，普通法法治
立法机关所制定的立法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法律，这样的立法很可能是摧毁自由，而不是成就自由。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人为，一般的、抽象的且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因为也适用于那些制定规则的人和适用规则的人，所以不太可能对自由构成严苛的限制（哈耶克，1960：192）。但是,哈耶克没有指出，这一点只有在立法者对自由的理解和他人比较接近，比如在一个有着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的国度才是成立的。罗伯斯庇尔这个道德理想主义者所制定的高调道德法，虽然罗伯斯庇尔遵守起来可能毫无困难，就却可能对其他人的自由造成严苛的限制。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真正的法律的形式原则不能令人满意。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又提出了一种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一般性原则和“普通法法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