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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治国就是这样借助对大众传播的控制，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这一趋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国核工业领导者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贵族——高级文职公务员、重要理科学校的毕业生——获得了法国大多数公民几乎无条件的特许（full carte blanche）（法国的生态保护运动特别是反核运动比较薄弱，这一点人所共知）。要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秘密，像往常那样指出专家在使可能的批评趋于沉寂方面多么有效是不够的。对个人责任的否认（这在今天对寻求将他们关于生产力、产量和竞争的价值观普遍化的“核子治国论者”和所有专家治国论者都是有利的），其基础不过是学术精英统治（academic meritocracy）的逻辑，这种逻辑赋予那些快乐的少数一种史无前例的合法性。
左翼和右翼的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约为管理（management）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只是一个专门技能问题）的人，在新的传播专家治国论那里找到了乐意的合作者。后者通过新闻记者的判断以及由其触发的经济效果，越来越直接地对文化生产进行干预。那些垄断了通向传播手段的道路的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或做出尝试的情况下，就促成了知识缴械以及相应的政治缴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体制的中心创造了一个真空。并不只有宣传或隐讳的劝说的效果，还有虚假的甚或真实的问题：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满了所有的符号空间。其结果便是一种吊诡的符号效果：通过不断的灌输创造真空。
专家治国论者和他们组织严密的知识分子军团，就是这样垄断了公共论辩，并威胁到职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经常是和后者合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和相应的专业化的进步，拒绝采取总体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旧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发明和身体力行的总体知识分子（总体知识分子认为，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己的理智的力量，采取一个立场），和福柯意义上的特殊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干预局限在一个特定知识和经验领域）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必须发明的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产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大集体的声音，并能把特殊知识分子全体的聪明才智都结合进去。这一组织形式的卓越典范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百科全书学派）。这意味着，首先，一种组织样式的发明（通过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计算机），使得所有能干的知识分子，可以对所有建构良好的公共干预行动提供符号支援。集中和自发（centralism and spontaneity）的两难，将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网络得到解决，这个国际网络，根据库萨的尼古拉的设想，将采取“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每个成员都可以提出干预的议案，其他人自由接受或拒绝。这种网络有自己的表达机关，可以动员起来，反抗对知识分子世界的自主性的一切攻击，特别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国际网络有助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奠定基础，这种文化国际主义将抛弃保护主义和特殊主义，为每个民族传统最特殊的东西迈向普遍性创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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